多年后回忆起，这个令人难忘的庚子年自己身处何方。我想，一定会忆起亚拉河畔的晨暮以及晨暮中独身一人身处南半球的自己，为自己所感兴趣的研究、为自己的人生“筑城”。

　　疫情暴发前居住在City时寓所外的城市夜色

　　眺望、守候与力所能及的尝试

　　1月初，在“清华大学辅导员海外研修计划”的支持下，我前往澳大利亚开展短期访学。之前虽也曾在共青团北京市委、学校和学院的支持下前往过英国、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中国台湾等多个国家和地区从事学术交流和活动访问，但如本次这般长期、深度的浸润式学术体验，尚属首次，而今年春节也成为自己在海外度过的第一个春节。

　　考虑到春节无法在家，于是特意在2019年末回了安徽老家，与父母一起告别旧岁、跨入新年，迎接充满期待的2020；然而，那时的我们没有人会预料到21世纪第三个十年的启程会遭遇如此狂澜，对我们所置身的一切产生如此大的影响。

　　来澳后不久，国内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确可以用“遭遇战”来形容这场措不及防的疫情，然而也正是无数逆行的个体让“遭遇战”转化成“阻击战”，并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由于本科毕业于警校的缘故，我的大多数同学毕业后都前往祖国各地的一线警务部门工作，他们默默奉献并稳稳守护着一方平安。曾住在对面寝室的本科同班同学，毕业后前往武汉基层派出所工作，疫情发生时，他正在和田地区援疆，当地条件非常艰苦，但他仍在抗疫一线充满斗志。一名来自山东的同班同学，毕业后同样前往武汉基层派出所工作，并在武汉成了家。疫情发生后，他第一时间穿上防护服，告别妻儿，投入一线，与妻儿一别就是几个月。还有一位同届但不同专业，之前并不相识的校友，毕业后留京工作，虽然脱去了警服，但回到武汉老家过春节的她，毫不犹豫地主动报名参加了家乡的疫情防控工作，并成为一名社区志愿者……不一而足，一个个就在身边的鲜活个体让我动容，也让身在海外的我深刻体会到“力不能及”的惭愧。

　　武汉大学法学院一位年轻有为的副教授，我与她在中央社会主义学院（中华文化学院）的统一战线高端智库相识，并一起在做“海外中国研究”的编译工作，她也是我的乡友。因为自己的学校身处此次疫情“风暴眼”，便更有痛楚。与我相同，她此时也在国外，正在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做访问学者，她分享了一段话令我尤为触动：“记住此时的无力感，才会更努力地回报她（祖国）”，我想，或许这也是众多身处海外的学生学者此时此刻最质朴的心情。

　　能些微让我从惭愧心情中走出来的，便是力所能及地尝试进入“战场”，立足专业，在万水千山之外努力发挥思想和理论的作用。清华大学照常“云端”开课，在重重困难下仍旧保持高水平教育，教学秩序井然，这让我想起很喜爱的电影《无问西东》里西南联大时期学生们在铁皮屋顶下“静坐听雨”的场景，所谓课堂，非谓有教室之谓也，而是师生在，课堂就在，教育就在。“清华一向把教书育人看得最重。历史上，无论身处怎样的困境，清华师生始终坚持教学、坚持学习”。2月3日，在全校师生“共上一堂课”的讲台上，邱勇校长的这段话让隔着屏幕的我深受触动。这一学期，我作为高年级的博士生成为了清华大学本科生《形势与政策》课的助教，我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在海外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尤其是疫情期间对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优势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对于人民群众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伟大民族精神、对于国际国内舆论场看不见硝烟的斗争、对于中国所秉持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更深刻的体会与思考，同学弟学妹们分享。同时自己也积极组织发动学院的理论报告团发挥学院同学的理论优势，前往学校各个党团班集体中开展“云宣讲”，以青年话语传递青年思考，在意识形态的“战场”和舆论传播的“剧场”，强信心、暖人心、聚民心。

　　身边的同学们也都以自己的方式加入到了这场战斗中。除了理论宣讲，有的同学加入了志愿服务队，“一对一”视频连线医护人员子女和湖北地区的中小学生，为他们提供“云”辅导、“云”陪伴和“云”守候；有的同学担任了翻译“小灵通”，为在华外国友人热心提供疫情防控咨询服务的翻译支持；还有的同学在老家的乡镇街道报名义务防控员，构筑起了阻击疫情蔓延的“封锁线”。也着实是对这一切有所体悟和感动，我把这份体悟和感动进行了汇集，把这份青春力量的“集体记忆”寄送给了《求是》杂志，之后得偿所愿能够在这样一个特殊的“五四”前夕发表。自己也非常开心，开心于对于自己来说是一个难得的纪念，更开心于能让更多人了解我们这一代人在这次疫情中所做的努力，为历史留下一份难得的底稿。

　　刚来到澳大利亚时，疫情还没有在当地蔓延。晨暮沿着亚拉河慢跑，这还是本科在警校时养成的习惯。早晨会制定一天的计划，晚上会总结一天的得失，计划与总结都在慢跑时完成，回到住处再发送到微信“文件传输助手”中，仿若每天在与自己对话，对话框里的聊天虽然“有去无回”，但一朝一暮间一点一滴的铆劲让我深感踏实。日子一天天流淌，每天养成的习惯还有关注国内的实时疫情，以及在“常回家看看”微信群中反复地提醒父母注意防护。

　　墨尔本华人区Glen waverley自发为武汉加油的签名板

　　“何妨一下楼先生”

　　当疫情开始波及澳大利亚时，澳大利亚政府施行举措还算比较及时。澳大利亚在国家层面采取了社交隔离措施，同时各个州也根据自身实际情况采取了行动，并颁布了一系列的禁令，我所在的维多利亚州首府墨尔本形势相对较好，确诊人数处于可控范围内。但出于更谨慎的考虑，我从市区搬到了相对空旷的郊区。在郊区期间，除了早晚的居家锻炼和一日三餐外，我整日待在书房，几乎每天的工作时长都在12-14个小时，就连周末也没有给自己喘息的机会，也因此我成为了室友们口中的“何妨一下楼先生”。

　　澳大利亚的生活是缓慢流淌的，连吃饭都快节奏的我与这里似乎有些格格不入。疫情给很多人按下了“暂停键”，但可能也是受自己“希望能做些什么”的情绪影响，反倒是给我按下了“快进键”。博士毕业论文的初稿在这期间顺利完成，比原计划早了小半年。同时，在集合了来澳所搜集的众多资料及与相关学者访谈的基础上，我完成了党的十九大以来澳大利亚作为海外中国研究重镇对“中国模式”的积极认知与评价的梳理写作，以及对改革开放以来海外学界关于中国共产党党校系统的研究述评。在此之余，我也结合自己在清华大学负责学院共青团工作实际的一些思考，完成了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重要思想的整理，以及与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的两位前辈合著了对团章解读的书籍，并在这个特殊的五四期间出版。在访学导师何包钢先生的引荐下，与法国巴黎政治学院研究中心主任Gil Delannoi结识，并开始翻译很早之前就已经心仪的他的著作。

　　虽然自己之前也努力地将行政的事务与学术的研究做统筹安排，通常使用整块的时间做专业性研究，使用零散的时间处理行政事务。但相对而言，在国内时，整块与零散、专业研究与行政事务之间的界限并不能够非常清晰，之间的“度”有时也较难把握得准确；而出国后，时差的存在反倒是给我提供了“缓冲区”和“隔离带”，让我能够真正自由地安排时间，于我也似乎成为在“急行军”中“踱方步”，在“热运行”中“冷思考”的一种享受。尤其是这边的清晨，国内还尚在酣睡，这些宁静的时光可以思考一些平时看似不那么重要，但其实又值得静下来想想的事情。

　　在“常回家看看”群中的日常叮咛还在持续，只不过反了过来，父母嘱咐我每天报平安，每天比我更加关注澳大利亚的疫情进展，我能真真切切透过屏幕感受到父母的焦急，却也只能在聊天中故作轻松给他们以纾解。我的博士生导师林毅老师也是几乎每天都同我沟通，询问我的情况同时宽慰我的孤单。我是林毅老师的第一位博士生，年龄正好相差十岁，林老师总是告诉我，作为他的第一个博士生，他可能还没有培养学生的经验。但我清楚，他已经是做得很好的博士生导师了，我无比感激导师的付出和关怀，很多的时候也让我觉得我们不止是师生，还是战友，他的指导和鼓励给予了我结伴同行的底气与信心。

　　疫情暴发后前往超市批量采购生活用品和食物

　　“Enjoy your life”

　　每天学习和工作结束后，我都会去街角的24小时便利店，用一包酸奶结束忙碌的一天。时间久了，收银员小哥似乎也知晓了我的作息，甚至开始为我提前预留好自己总选的那款酸奶。每次结完账，他总爱对我说：“Enjoy”。不单单是这名小哥，似乎在这里结识的所有小伙伴都会告诉我“Enjoy”。我起初并不完全明白其所指为何，便郑重其事地询问了其中一位与我相谈甚多的当地朋友，他的回答很简洁，“Your life”。我忽然间有些愣神，细想或许是由于之前忙于赶路，忙于在方寸的书房里“筑城”从而无暇顾及其他，也或许是我已然在不知不觉间把所从事的研究当作了生活。

　　后来，我偶尔也会按照小伙伴们的建议，在符合当地禁令和确保自身安全的情况下去往海边、山脉、公园以及亚拉河谷出名的酒庄，去体会这里“优哉游哉”的风土人情。

　　澳大利亚的四月便已经入秋，着实有些微凉。驱车前往墨尔本郊区的马其顿山（Mount Macedon），路旁尽是纷纷落下的金黄树叶。抵达山顶便可俯瞰墨尔本的秋色，也可以畅快的呼吸，这种缱绻的秋意让我想起北京的香山。

　　值得一提的是郊区住所周边的公园，这边的绿地公园非常多，我最喜爱的是离家不远的Jells Park。公园地形比较起伏，也正是因为这样的起伏，能让视野有说不出的观感，视线在起伏中绵延，脑海里经常蹦出些很宏大的命题。公园的中间有一个很小的湖泊，上面浮着很多候鸟，它们与我一样，在这里作短暂的停留，之后又要飞向远方。澳洲相对来说地广人稀，更何况在郊区，公园里人非常少，有时一个人呆久了，去公园散步时经常给我一种苍茫而有力的感觉，可能是太久没有跟人说话聊天，情绪变得更加敏感，这种苍茫和有力的感觉总能让我内心生发出莫名的感动，而我竟也说不上这样的感动到底来自哪里。

　　距离住处不远的幽静的Jells Park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人生修炼

　　如今世界所处的当口本就为这个时代增添了诸多不确定因素，而这场疫情更在原本的不确定上进行了不确定的叠加。在疫情所造成的国际政治可能面临的新境况中访学国际政治系，我想，这本身就是一场人生修炼。

　　我此次访学的导师是国际知名政治学者、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Deakin University首席教授何包钢先生。何包钢先生在学术研究中始终强调扎根基层、要“两腿泥泞”地做学问。第一次见何老师，询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我所做的博士论文这个方向有没有以及在多大范围内去进行实证调研。何老师时常约我见面，有时是去他的办公室，有时是一起在校园旁的绿地散步。我们交流的话题范围很广，从刚开始所做的相关研究到后来何老师回忆数十年前学生时代的故事。何老师耐心地教授我一些海外学术资源的使用窍门，同我分享这些年对中国社会发展的看法，赠送我很多书籍，为我引荐海外的学术名家；在学术指导之余，他还为我介绍了澳大利亚的风土人情、不同城市的特色风貌，推荐我去听有价值的演讲、看有意思的话剧。

　　除夕当天，何包钢先生邀请我还有浙江大学墨尔本校友会的负责人（何包钢老师本科母校系浙江大学）共进午餐，席间谈到了很多对于“去国怀乡”的感念以及对祖国疫情的揪心，当然更有对中国这些年发展成就的赞叹和期待。

　　与国内的时间差不仅给了我平衡时间的机会，也让我在对待国内这些时日所发生的诸多事件上所形成的陡然的舆情峰值能有更多的思考和“让子弹飞一会”的时间。不是作壁上观，但是的确跳脱出来回望，更能不被情绪裹挟，可以看清海内外复杂的舆论斗争和更多事情的本质。这样一段静默独处的时光，也让我重新试着思考自己与他人的关系，重新试着思考自己所从事的研究，重新试着思考自己的人生修炼。

　　远离本土，反而让家国情怀和本土自信更浓烈。而我想我所从事的这个领域的研究正是离不开家国情怀和本土自信的。国内学者张维为曾对中国研究有一个生动的比喻，“盲人摸象”。从不同的视角研究中国，有的人摸到了大象的耳朵，有的人摸到了大象的鼻子，而我这次选择从更远处眺望远景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的历史性成就,发生了深层次、根本性的历史性变革，这引起了海外学界的关注。近年来，许多澳大利亚的科研院所都相继成立了中国研究中心，而其中很多的学者开始关注作为中国政治社会结构核心要素的中国共产党。但是即便是如此，国内对于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崛起”的巨大成就和巨大变革之间正相关性的阐释仍然不够充分。从某种程度上的确可以从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界在曾经的“学步阶段”中一直受惑于西方话语霸权的思维惯性，难以逃离“西方中心主义”的窠臼中找到原因，但也确实反映出一段时期以来，我们在理论自觉和制度自信方面的“势差”，常常不自主地使用西方所谓的理论试图嵌套和解释中国的实际，而这反过来又不仅限制着“中国故事”的有效传播，还可能对中国道路发展的实际进程产生不利影响。系统性地反思一段时期以来中国政治研究在议题的框定、相关概念以及研究范式的使用、价值取向和思维模式等方面的“西方化”倾向，彻底摒除“历史终结”的所谓政治正确教条就显得格外重要。只有实现将政治发展普遍规律从单一的西方形式中解放出来的认识论革命，才能真正实现话语自立、学术自觉和理论自信。

　　新时代是新理论最好的助产士。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对中国的研究，一定离不开对中国共产党的关注，这应该是理解中国、认知中国、建设中国的一把“秘钥”。只有认识到、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才能说是真正唤醒了中国学界的自立、自觉与自信，才能推动那些具有优势的根本性制度得以更充分地定型，才能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加具有生命力、感召力和影响力。到那个时候，我们才可以说初步完成了时代赋予我们党的建设研究者的历史使命，“到那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真正用事实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优越了。”（引自《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6页。）

　　何包钢先生位于墨尔本的办公室

　　后记

　　经历完近十个小时“全副武装”的长途飞行，飞机缓缓降落在长崎机场，正是厦门的傍晚，我长舒一口气，舷窗外的灯光突然变得分外温柔，一时间有些热泪盈眶。

　　紧绷的神经慢慢放松下来，一闭眼我似乎还能听到亚拉河在流淌中轻抚墨尔本这座城市的声响，也似乎还能看见亚拉河的水波在朝阳与落日中泛起的微光。在面对生活的困难与磨砺时，我能够拥有顽强的意志和强大的内心去应对。但我似乎同时也是一个十分念旧柔软的人。无论是在人生旅途中所遇的人，偶然发生的事件，还是途经的城市，我总是会在与这些人物、这些事件、这些城市告别时神伤。后来，我读到曾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所长冯至先生的一首小诗，“我们招一招手,随着别离,我们的世界便分成两个,身边感到冷,眼前忽然辽阔”。每每遇到类似的情境，我便会以此作慰。

　　这趟南半球的旅程划上了句号，我又要与在这里所“不期而遇”的人、事、城告别，但这也让我迎来了辽阔。这场充满独当一面的勇气、屏气凝神的专注、展望中国的信心和复杂世界思索的“筑城”经历会萦绕我一生，陪伴我、激励我向着更远处的目标继续前行。

本文作者

　　（作者系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团委书记、党的建设专业博士生，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Deakin University 访问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