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一直致力于消除自身贫困，支持和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在实现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增长的同时，通过组织和实施大规模扶贫开发工作，使贫困人口大幅度下降，在全球最早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开启新时代脱贫攻坚波澜壮阔的实践，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论述科学指引下，各地各部门全面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脱贫攻坚取得历史性成就，呈现出重大世界意义。

　　甘肃省张掖市民乐县，万寿菊盛开形成的金色花海不但为发展乡村旅游和观赏农业带来了契机，也成为农户增收的新途径

　　图｜东方IC

　　改革开放40年扶贫开发成就

　　以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农村贫困人口从1978年末的7.7亿人减少到1985年末的6.6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1978年末的97.5%下降到1985年末的78.3%。1982年，国家启动“三西”（甘肃定西、河西，宁夏西海固）专项扶贫计划，开始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行动。1986年，国家制定扶贫标准，成立扶贫工作机构，设立专项扶贫资金，划定重点扶持区域，确立开发式扶贫方针。1994年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先后颁布实施《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不断提高国家扶贫标准，持续推进扶贫开发工作，农村贫困程度进一步减轻，贫困人口继续大幅减少。

　　中共十八大以来，我国扶贫开发进入脱贫攻坚新阶段。中央明确，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全面部署和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方略，出台财政、金融、土地、交通、水利、电力、健康、教育等一系列政策，建立脱贫攻坚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提供全方位制度保障。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扶贫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

　　创造历史上最好的减贫成绩。按现行农村贫困标准，2013年-2019年我国农村累计减贫9348万人，年均减贫1335万人，7年累计减贫幅度达94.4%，农村贫困发生率也从2012年末的10.2%下降到2019年末的0.6%。

　　大幅度提高贫困群众收入水平。中国始终坚持开发式扶贫方针，引导和支持所有有劳动能力的贫困人口依靠自己劳动摆脱贫困。2013年-2019年，832个贫困县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6079元增加到11567元，年均增长9.7%，比同期全国农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幅高2.2个百分点。全国建档立卡贫困户人均纯收入由2015年的3416元增加到2019年的9808元，年均增幅30.2%。贫困群众“两不愁”（不愁吃，不愁穿）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

　　明显改善贫困地区基本生产生活条件。具备条件的建制村全部通硬化路，村村都有卫生室和村医，义务教育薄弱学校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农网供电可靠率、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村通宽带比例接近百分之百，近千万贫困人口通过易地扶贫搬迁摆脱了“一方水土养活不了一方人”的困境。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解决。

　　明显加快贫困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进程。中国贫困地区坚持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发展全局，贫困地区呈现出新的发展局面。特色产业不断壮大，产业扶贫、电商扶贫、光伏扶贫、旅游扶贫等较快发展，贫困地区经济活力和发展后劲明显增强。通过生态扶贫、易地扶贫搬迁、退耕还林还草等，贫困地区生态环境明显改善，贫困户就业增收渠道明显增多，基本公共服务日益完善。

　　明显提升贫困治理能力。2015年以来，全国共派出25.5万个驻村工作队，累计选派290多万名县级以上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干部到贫困村和软弱涣散村担任第一书记或驻村干部，目前在岗91.8万，为打通精准扶贫政策落地的“最后一公里”奠定了基础。在2020年初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贫困地区基层干部展现出较强的战斗力，许多驻村工作队拉出来就是防疫队、战“疫”队，呈现了干部经受脱贫工作历练的成果。

　　促进全社会合力攻坚良好局面的形成。东西部扶贫协作，产生了助力西部地区脱贫攻坚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效果。定点扶贫畅通了党政军机关特别是中央国家机关了解农村与贫困地区的渠道，推进了干部作风转变，成为锻炼培养干部的重要平台。贫困人口积极参与脱贫攻坚过程，在扶贫脱贫中提高了自我发展能力。

　　有力促进国家贫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立中国特色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包括与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体制机制相适应，在各负其责基础上的合力脱贫攻坚责任体系；针对多维致贫因素，形成政策“组合拳”的政策体系；确保扶贫投入力度与打赢脱贫攻坚战要求相适应的投入体系；发挥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动员体系；确保中央决策部署落地落实的督查体系；体现最严格的考核评估要求，确保真扶贫、扶真贫、真脱贫的考核体系。

　　国际视角下中国减贫成就与经验

　　在全球仍有7亿极端贫困人口的情况下，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减贫经验尤为关注。从部分国外专家学者的评价看，国际社会充分肯定中国减贫成就，认为中国在解决贫困问题上取得的显著成效在世界上首屈一指。从全球背景来看，中国减贫的努力对寻求摆脱贫困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具有巨大价值。

　　中国脱贫攻坚将对人类减贫事业作出了不起的贡献。代表性观点有：当新冠肺炎疫情在中国和世界各地肆虐，中国并未放弃2020年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等目标任务，这是中国政府决心的体现，也是中国人民对自身发展道路信心的体现。从2012年到2019年年底，短短7年多的时间，中国有9000多万贫困人口实现脱贫，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国家能做到这一点。中国追求的发展不仅仅是国内生产总值的快速增长，而是将发展与减贫紧密联系，着力增进民生福祉。

　　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源于制度优势。代表性观点有：减少贫困一直是中国实现发展和现代化的一个优先事项。习近平提出的精准扶贫理念，已经成为当前中国脱贫攻坚的一项关键战略。2020年，面对疫情挑战，中国继续推进脱贫攻坚，尤其是对农村地区面临的产业困难加大扶持力度。在政策的具体实施过程中，中国扶贫成功的关键是中国能够充分调动组织力量，大量基层党员贴近贫困人口开展工作。中国脱贫攻坚的成功源于中国所具有的制度优势——能够将全社会不同领域、不同阶层的人广泛动员和团结起来，为国家发展的正确方向而共同努力。

　　中国减贫经验为世界带来福祉。中国减贫的成功经验在于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创造大量就业、经济增长成果为人民所共享。每个国家都有其特有的国情和发展道路，中国显然找到了一条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这让中国人民享受到发展成果，也给其他发展中国家带来信心和启示。在2017减贫与发展高层论坛举办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发贺信称赞中国的减贫方略，指出“精准减贫方略是帮助最贫困人口、实现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宏伟目标的唯一途径。中国已实现数亿人脱贫，中国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益借鉴”。

　　9年来，安徽省六安市霍邱县城关镇南戎西村党总支第一书记韩庆玲引进稻田养虾、大棚西瓜、特色养殖和电商扶贫、光伏发电、扶贫车间等项目，增加贫困户收入，壮大村集体经济。图为5月19日韩庆玲（左）在和村民一起捕捞小龙虾

　　图｜视觉中国

　　中国减贫奇迹的世界意义

　　中国减贫巨大成就坚定了全球减贫的信心。从减贫速度看，中国明显快于全球。世界银行发布的数据显示，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贫困标准，从1981年末到2015年末，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特别是2013年中国实施精准扶贫以来，每年减少贫困人口1300多万，7年减少9300多万，有力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树立了标杆，提供了榜样，坚定了全世界消除贫困的信心。

　　中国脱贫攻坚制度体系回应了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贫困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致贫原因也呈现出差异化和多元化，单一的减贫力量和措施在应对普遍存在的复杂性贫困问题时往往难以奏效。中国脱贫攻坚的实践充分证明，以扶贫对象的需求为导向，综合性的扶贫思路与精准性的扶贫方法有机结合，扶贫资源的有效供给与扶贫对象的实际需求有机衔接，是治理贫困的有效手段，也是解决贫困问题的根本出路。

　　中国政府发挥减贫主导作用，为全球经济增长带动减贫普遍弱化趋势的形成树立了“典范”。中国发挥政府在脱贫攻坚工作过程和减贫工作成效中的主导性力量。在中国精准扶贫的实践中，政府是贫困识别、贫困干预、贫困退出，以及脱贫成效评估等减贫全过程的主导性主体。脱贫攻坚工作中除了加大政府投入，还通过多层级政府间合力协作制度安排提升政府扶贫整体效能，激发并形成扶贫合力，不断完善政府、市场、社会互动和专项扶贫、行业扶贫、社会扶贫联动的大扶贫格局，这是从根本上摆脱贫困的动力来源。

　　中国精准扶贫工作机制为解决贫困治理一系列世界难题提供了中国方案。中国政府结合具体的减贫国情逐步形成自上而下（指标规模控制、分级负责、逐级分解）与自下而上（村民民主评议）有机结合的精准识别机制，为国际减贫工作中的贫困瞄准策略提供了有效的参考和借鉴。

　　精准扶贫思想有力推动了国际反贫困理论的丰富发展。中国精准扶贫思想不仅强调中国的政治优势和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也强调要发挥脱贫主体的能动性，“智”“志”双扶，从而激发脱贫内生动力。精准扶贫思想中内源式扶贫、合力扶贫、制度扶贫等从多种层面认识和构建了中国农村反贫困理论，不仅对中国减贫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政策性和实践性，且对于国际贫困治理理论的创新、推动广大发展中国家加快摆脱贫困的进程，都有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作者系国务院扶贫办中国扶贫发展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