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云南省勐腊县勐伴镇有一个贫困村——瑶寨河边村,位于海拔800米的山谷。2012年,河边村被政府列为重点贫困村,成为整村推进和精准扶贫计划支持的村庄。
2015年1月,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李小云教授团队进驻河边村,在政府支持下展开河边村深度性贫困综合治理实验。李小云团队提出充分利用河边村的气候资源、雨林资源和瑶族文化资源,打造集小型会议、休闲、康养和自然教育等为特色的新业态产业。在开发复合型产业的同时,将村庄美化、厕所革命、厨房革命,以及会议、餐饮等设施建设纳入贫困综合治理工作中。
2018年,河边村整体脱贫,当年户均增收5000元以上。2019年,河边村实现收入倍增的目标,户均收入由2015年的2万多元提高到2019年的5万多元。
在近几年的扶贫工作中,李小云将自己的实践与思考整理成“河边随笔”,以发展的视角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重点关注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进程中的城乡嬗变、社会文化变迁及贫困问题。
如今的河边村
我喜欢在村里盖房子
我在河边村的扶贫是从房子开始的。我发现这里几乎没有可以住的房子,我和村干部转遍了全村,终于找到一座废弃的几乎要塌的木楼。我决定把这里作为我的住所和办公室。于是,村干部和村民一起把这栋房子拉直加固,成为我与学生在河边村生活工作的场所。到了冬天,木楼依旧到处漏风,也没有洗澡和卫生设施,即便如此,相比其他村民的房子还是好很多。
河边村在脱贫攻坚中被列为易地搬迁村庄,按云南省规定,每户可以获得6万元和20年无息建房贷款,贫困户还可获得4万元建房补贴。我与政府协商,将河边村易地搬迁资金与危房改造资金、少数民族发展资金等进行整合,为每户修建安全住房时对全村进行统一规划,将农户安全住房建设成为保留瑶族文化特点的杆栏式民居,同时在每户民居内建设一间嵌入式“瑶族妈妈的客房”,用于接待外来客人。我们还通过多种渠道筹集到该项目的建设资金,以及厨房、卫生间、村内会议设施等其他村内基础设施的建设资金。
乡村的社会韧性很强,虽然一开始由我主导房屋建设,但最终成型的房子其实都是村民按照自己的想法盖好的。在这个过程中,我从一个试图改造村民的人变成了被村民改造的对象,也从一个教育者变成了乡村的学生。
河边村的房子盖起来了,房里也嵌入了“瑶族妈妈的客房”,让自己居住的房子还能产生经济效益。然后,我又开始推广厕所和厨房。我跟村民说,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就像一个村庄的灵魂,没有干净的厕所和厨房,即便房子很大,也不会有人愿意住。整个过程中,我还注意保留瑶族的文化特色。
乡村的韧性并不是排斥学习,我们需要为他们找到一条合理的路径,对待乡村,我们要温和一些,这种温和性就是实践层面的文化自觉。
普遍存在的经济困难让很多人不愿留在乡村,如果连能吸引人住的房子都没有,乡村可能会衰落得更快。人是社会的灵魂,乡村没有人就没有灵魂。房屋是乡村物化存在的灵魂,人与房共同构成了乡村社会关系生产和再生产的基础设施。其实不仅是乡村,城市也一样。
农民出去打工挣钱回村盖房,居住环境和功能却并不如意,很多农户过几年又拆了重建,造成辛苦积累的资本轻易流失,如果合理规划,妥善保留村中文化,让房屋变成承载村庄历史文化的载体,房子就会成为振兴乡村工作的一个重要指标。
李小云在河边村盖房子
我成了河边村的学生
经过多年实践,首先河边村的景观发生了变化,感官性的贫困彻底消除了,之前看上去破破烂烂的景象消失了。其次,村民基本生活条件如水、路、住房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然后是社会经济层面,村民收入有了很大提升,村里建起了幼儿园,外来者对村庄的影响力增大(例如普通话在村中逐渐普及),等等。最后,在社会政治、乡村政治层面,乡村原有的结构、社会关系也随之发生调整,新型产业(如“瑶族妈妈的客房”)带来技能、认知等各方面的改变。
在河边村的实践中,我最大的收获,在于对我个人、我的学生、我的助手的较大改造。我们从研究者变成了学习者。以前,我们总认为可以对乡村进行深入研究,但在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很难去研究村庄,而是逐渐变成了村民的学生,每天都在向村庄学习,让我们不断发展进步,这是村庄实践带给我们的巨大收获。
乡村的亲缘、地缘、结构并不都是以经济利益为目标,其中的关系较为复杂。乡村人口结构的韧性、对现代化的回应和吸纳,都是非常有意思的。同时,我们看到他们对现代化、对改善生活、对进入现代社会的强烈愿望、动力和激励,也看到他们在结构陷阱中挣扎,看到一些制度性的约束,等等,在这些方面的学习收获都很大。特别是作为一名教师,我认为这一过程对培养年轻人才具有非常大的意义。
外部支持过多,就会出现“慈善过度”。所以,我一直强调“轻慈善”,对大规模的慈善行为始终保持谨慎态度。尽管小心慎重,但大量资源的进入还是会产生一些问题和教训。外部干预如果把握不好度,将对当地社会经济、结构关系产生较大影响。
李小云在河边村改造好的工作室和助手、学生们一起工作
乡村振兴的关键因素
首先,人是第一要素。村庄如果人丁兴旺,且有年轻人愿意为村庄建设出力,这是乡村振兴的核心。我在河边村最重要的工作就是培养村里的年轻人,带着他们做规划、修路、铺砖,让他们学会使用电脑、开具发票等技能。有了这样一批年轻人才,其他各方面会慢慢发展起来。
其次,是村民主体意识。在乡村,村民是主体,他们不仅是乡村振兴的最大受益者,其文化也应被欣赏和支持。如果在乡村盖的最好的房子不是村民所有,就无法体现村民的主体性,村民感受不到主体性,就很难愿意留在这里,就会从村庄走出去。
第三,要建立乡村的现代认知。我们将负责“玉林瑶家妈妈”运营的团队按现代企业制度来设置,让几个年轻人分别担任CEO、CFO和CTO,目的就是将一些现代认知对接给乡村。我们希望乡村实现现代化,村民也有相同的愿望。只有这样,年轻人才愿意留在乡村就业,甚至返乡创业。
乡村的核心是这里的人和他们的社会关系,因此我认为,乡村振兴并不是让所有村民都留在村里,而是留下那些有意愿留下的人,如果都留下来,反而不利于乡村发展。我认为,乡村振兴需要实现一定程度的城市化,适当减少乡村数量,但这需要一个自然的过程,不能急功近利。
乡村建设另一个重要意义,不是改变村民的认知,而是改变我们的认知,改变城里人对乡村的认知,试着去了解他们的文化,让乡村文化更大程度地被接受和欣赏。我们要在传统里给现代人一个落脚之处,如果没有这个落脚处,现代人就很难进来,也就不能欣赏传统,从而去保护传统。只有真正达到城乡融合,才能成功实现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需要人才,需要产业,而且是新型产业、新业态,要将传统和现代对接融合,才能体现最大价值。在社会创新过程中,需要解决很多农业、农村和农民的问题,这不是引进一个水稻新品种就能完成的,需要集聚全社会的力量。(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留学德国、荷兰供图|中国农业大学)
来源:神州学人(本文节选自2020年第10期《云南河边村扶贫手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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