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明（Romulus loan Budura），为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中国问题资深专家；

萨安娜（Anna Eva Budura），罗明的夫人，历史学博士，罗马尼亚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在清华学习汉语的日子

　　在接下来的漫长日子里是语音学习，要掌握我们熟悉的语言里所没有的那些音素和语调。我们有一台小录音机，借助它可以在课后反复听老师们在一些绿色唱片上灌录的课文录音，另外还可以检验我们自己的发音。老师们都是夜以继日地工作，不仅编印讲义，还要向讲着不同语族（拉丁语族、斯拉夫语族、芬兰-乌戈尔语族）语言、年龄和学历基础都参差不齐的一班学生讲授汉语基础知识。留学生来校的时间先后不同，新来的同学希望老师放慢教学节奏，同学们对通行的交流语言俄语的掌握情况也各有差异，影响到对教学内容的理解，这些都增加了中国老师的工作难度。同学们都按照要求去做，学习非常努力。最初学习汉字，大家都是夜晚写下来贴在墙上，清晨再检查写得是否正确。大家还经常驻足在校园张贴的各种标语前，来辨认曾经学过的汉字。

　　随着课程的深入，老师们不断总结他们在教学中积累的经验，积极采用更为有效的汉语教学方法。这样，过了1951年的2月份，老师们开始给我们上会话课和语法课，重点是巩固语音，加强语言实践，通过不断考试来检验学生掌握知识的情况，并对学习提出新的要求。当年夏天，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们已经掌握了600多个单字，可以进行简单的对话。

　　第二学年的课程进度明显加快，词汇的范围也扩展到政治和文学方面。我们学习了毛泽东的著作，诸如《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论人民民主专政》，还有报纸上的各种时事文章，以及作家鲁迅的小说，譬如《祝福》和其他一些。1952年夏天，在语文专修班课程结业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了2000多个单字，达到了就读大学课程所要求的基本词汇量，并且能够写短文，作一般的文字表述。

　　我们在清华大学的学习也到此结束了。对我们来说，清华的校名总是与大家由衷敬佩的那些老师连在一起，他们是邓懿、王还、熊毅、杜荣、张维女士和傅维慈、钟梫、赵漱华先生。他们为我们启蒙了神奇的汉语，在我们的心灵中培植了对中华文明的热爱。他们不仅是我们的老师，也是我们亲密的朋友，是我们家庭的姐妹和兄长。不仅在当年学习期间，而且也在之后一生的岁月里，我们不断感受到他们内心的热诚。几十年来，每当我们有机会相聚，都会坐在一起，像家人一样回首共同的往事，这令我们感到欣慰。与老师这样至真至诚、心灵相通的关系，不论是在那之前还是以后，我们都不曾遇到。

　　中国成长的见证者

　　在清华度过的第三个学期对我们的留学生涯起了决定性作用，我了解中国、认识中国历史文明和当代社会的大门就在这里开启。在我们的培训计划中，也非常合理地安排了各种报告和讲座，涉及中国历史、中国革命史，也包括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国家的重建任务和发展规划，以及新政府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面临的各种复杂问题。学校安排我们深入工厂农村和各种教育文化机构，参观重要的文物古迹和博物馆，观赏各种展览、戏剧和民间文艺演出，帮助我们了解中国的过去和现在。

　　1951年2月20日，文化部邀请我们留学生班的同学观看文艺晚会，我们第一次欣赏到红绸舞和舞蹈家戴爱莲出色的舞艺。萨安娜在日记本中写道:“散场的时候我们都很兴奋，都为能够接触到中国的文化生活而喜悦。我们看到，在充满天赋和热情的中国人民面前展现着美好前程。”在我们心中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作家老舍创作的话剧《龙须沟》，以及于是之等艺术家精湛的表演。

　　在清华园求学的日子里，我们还目睹了接二连三疾风暴雨般的大规模群众运动。我们经常回想起，在欢送大学生志愿者支援抗美援朝前线的时候，在欢送学生和老师下乡参加劳动，深入工厂矿山体验人们疾苦的时候，学校都举行了声势浩大的集会。

　　每逢“五一”和“十一”，都有规模宏大、场面壮观的庆祝游行。在中国共产党建党30周年之际，也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我们曾与中国同学一起，经历了这些大事，并真心地投入其中。当时我们看到和经历的这一切，都帮助我们在后来的日子里，对特定的历史事件，以及推动中国社会各阶层的原动力有了更深刻的理解。

　　在清华度过的日子深深地印在我们的脑海和心灵。每当想起当年上课的情景，想到考试前后内心的紧张，想到每天下午5点至6点的体育锻炼，想到乘坐以烧木材产生煤气带动的公共汽车进城，想到去老师家做客，在一种亲如家人的气氛中度过几个小时，想到一起欢度传统的春节、中秋节和清明节，我们就倍感亲切。现在回首往事，感到当年的每一天、每一件事，看上去似乎很平常，但都充满了特殊的意义，因为它奠定了我们的中国历史文化知识基础，激发了我们对中国人民的敬爱之情。萨安娜在1951年4月的一篇日记里写道：“我是中国成长的见证者，因为中国是我们的朋友并将成为一位强大的朋友。”

　　来源 | 原刊发于《神州学人》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