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清华大学“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学生游览颐和园

　　罗明（Romulus loan Budura），为前罗马尼亚驻华大使，中国问题资深专家；

　　萨安娜（Anna Eva Budura），罗明的夫人，历史学博士，罗马尼亚中国历史研究专家。

　　第一批到达北京的外国留学生

　　我们是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各人民民主国家之间交换留学生的协议，到达北京的第一批外国留学生。我们年轻的肩头担负着一个光荣而神圣的任务，即学习汉语，了解中华民族的历史与文明，以充任中国与我们罗马尼亚之间交往的中间桥梁和纽带。

　　1950年12月4日，在一个天色有些灰暗的冬日，我们来到了清华园，这是引领我们进入中华世界的第一道门。我们当时途经的那些地方至今仍历历在目：在古都北京的城市风貌中，有曾经的辉煌，也有百年风雨与屈辱留下的印记。当经过西直门时，我们都为它的恢弘气势而赞叹不已。到了西郊，映入眼帘的是一片片稻田和低矮的房屋。还有燕京大学的主校门，就是现在的北京大学西门。我们远远地看到了有石狮子守护的青砖白柱三拱门，那就是清华园，大家都很兴奋。我们在中国留学6年，最初的2年就是在清华度过的。母校对我们呵护入微，恩泽无比，以智慧和耐心开启我们的心灵，引领我们走上学习汉语之路，去认识博大精深、绚丽多彩的中华世界。我们毕生都将铭记清华园。

　　第一天在清华

　　中国的同学们在学校大门口热情迎接了我们，他们唱着《团结就是力量》，簇拥着我们来到大礼堂，他们用雷鸣般的掌声向我们致意，他们在讲话中表达的友好感情让我们感动。从我们进入校园那一刻，我们就意识到我们已经置身于亲密的朋友中间，并且很快就感到如归似家。萨安娜在1951年2月11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在清华的生活是美好的。无论是增长文化知识、学习外语，还是开展运动健身，都有着得天独厚的条件。”

　　欢迎仪式之后，教育部留学生处处长黄新民、全国学联代表钱存学和全国青联代表王麟里陪同我们来到了新的住处，也就是我们在以后2年的宿舍。女生住的房间在清华学堂，男同学被安排在运动场旁边的明斋。宿舍的条件是简陋的，但当时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国家遭受了半个世纪战乱的摧残，百废待兴，全国人民都在艰苦奋斗、重建家园。我们知道，学校为我们提供的已经是非常好的条件了。学校准备的厚实保暖的被褥、暖水瓶和印着漂亮图案的脸盆，还有安放在房间中间的煤火炉，我们都觉得非常好。学校还把原工字厅作了部分修缮，在那里专门为我们安排了西餐食堂，使我们能够享受欧式饭菜。学校为我们准备的每一样物品，以及每一个表示，都传递着中国朋友对我们的热诚，表达着中国政府对我们的关心。

　　在晚餐的时候，我们认识了我们的老师，她们是邓懿和杜荣两位女士。在我们一生的对华工作和中国研究中，她们的音容笑貌始终陪伴着我们，令人心怀感激。邓懿女士风姿典雅，认真严格，像任何一位追求完美的教师一样。她是专业的语文工作者，有在美国大学教授外国人学习汉语的经验。她承担了培养人民民主国家留学生的主要工作，同时编写汉语教材。杜荣女士个子不高，看上去有些文弱，她善于将学术知识与教学天赋相结合，把艰深的问题转化为容易吸收的知识。我们还认识了冯忆罗，她俄语很好，在后来的两年里一直陪伴着我们，在上课时以及各种课外活动中给了我们无私的帮助。她成了我们的好朋友，她很理解我们学习上和生活上遇到的各种困难，总是未雨绸缪，多方相助。我们都亲切地叫她“亿拉”（Ira），虽然她年龄不大，但却老练又认真负责地完成了任务：保证我们外国留学生与清华老师之间，以及与日常生活中所有相关人员之间的交流与沟通。随着晚餐的结束，我们在清华的第一天也过去了。那一天是激动人心的，我们在校园里，实际上也是在认识中国的万里征程上迈出了第一步。

　　第一篇汉语讲义

　　我（萨安娜）翻看着学校供销社买的红色笔记本，里面记录下的那些文字，帮助我又回到当年，回到清华。仿佛我又回到了礼堂东边的简易楼（二院，现已消失），我们就是在那里的教室开始上汉语课。当年发给我们的第一篇讲义，我一直珍藏至今。其中大部分都是手刻蜡版的油印材料。在引言中，编者提醒我们：“向外国人讲授汉语是一门非常年轻的科学……这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因此这个专业无论对讲授汉语的教师还是学习汉语的学生，都是一种尝试。学习是否成功，既取决于我们教师的努力，也离不开你们学生的努力，今后不仅要通过你们在学习上持之以恒来帮助我们，更需要你们的积极建议。”老师还鼓励我们，“汉语虽然难学，但并没有想象的那样难”“任何有良好记忆和听力的人，只要认真努力，勤学苦练，都可以在短时间里掌握汉语。”上课的时候，我们已经有了这样的心理准备，对自己的智力和体力都有充分的信心。

　　（未完待续）

　　来源 | 原文刊载于《神州学人》2015年第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