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9月，钱易在“人文清华讲坛”开设讲座。

　　85岁的钱易有很多身份。她出身“一门六院士，半门皆教师”的钱氏家族，是国学大师钱穆的女儿，她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曾是全国人大代表、北京市政协副主席、世界工程组织联合会副主席、中国国家环境与发展国际合作委员会委员。

　　在诸多身份里，她最珍爱的两个，是清华大学老师和环境工程学学者。这两个身份与她毕生致力的两件事——教育和环保密不可分。

　　“一定要把水弄干净”

　　大学学习水处理课程时，钱易会想起自己在苏州的家。苏州多水，钱易家大门口就是一条小河，一家人洗菜、洗碗、洗衣服都在这条河边。后门口又是一条河，常有小船带了蔬菜、水果来卖，在家里听到叫卖声，就到河滩上买西瓜、橘子。但钱易眼见着河水被污染，原本清澈的河水后来完全不能再用来洗菜了。

　　钱易在同济大学读书期间，上海的自来水厂大都从黄浦江取水，但还没等她毕业，黄浦江水因为受到污染，一年中有8天达不到饮用水源的水质标准。“现在想想一年才8天，我毕业离开上海后听说黄浦江水质越来越差，自来水厂都搬了家。”

　　读书时，钱易经常到上海的自来水厂、污水处理厂去实习，起初一两次是参观，后来学校直接安排他们在厂里住上半个月、一个月，跟厂里的工人一起工作，还要学习怎么设计工厂。时间一久，钱易对水处理工作的情感觉来越深了。

　　1957年，钱易来到清华大学，师从现代给排水工程创始人之一、环境工程科学奠基人陶葆楷先生作研究生，“小考”成了钱易学习中的常事。陶葆楷常参与一些讨论会，为解决实际的污水处理问题出谋划策。参加这种讨论，陶葆楷总会带上钱易。“陶先生教育学生，不光是理论上、课题里教育，他要让我参与实际的工作。”

　　在专家、教授、总工程师的研讨会上，钱易当然只是坐在后排“听讲”，但每次开完会回学校，陶葆楷就问她：“今天开会你有什么想法？”这像随堂测验一样的讨论，对钱易帮助很大，“让我从年轻时就关心社会上需要我们这个专业的人做什么”。

　　陶葆楷先生给钱易规定，不仅要学自己的专业，还要补数学课和微生物课。上世纪50年代，清华没有合适的微生物学课程，不会骑车的钱易专门学了骑自行车，到北京医学院（北京大学医学部前身）上课、做实验。

　　这门微生物学课程针对医学生，实验课上要解剖小白鼠，或者给小白鼠打针。钱易不敢碰小白鼠，医学生朋友一边说着“这个都不会”，一边帮钱易给小白鼠打了针，“结果被老师发现，还被批评了”。

　　虽然始终没能克服对小白鼠的恐惧，但对微生物相关知识的学习，给钱易后来的研究打下了基础。

　　处理城市污水中的有机物，一般采用好氧微生物处理，这种处理方式已经沿用了近200年。但好氧处理消耗能量、排放二氧化碳，如果使用厌氧生物处理污水，不仅不消耗氧气，还能把有机物转化成甲烷，产生可用的能源。钱易在工作后率领团队进行研究时，把厌氧生物处理也作为重要的研究方向。1993年，钱易团队的《高浓度有机废水的厌氧生物处理技术》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

　　钱易团队还创造了一种名为“厌氧+好氧”的新型处理工艺，在处理钢铁厂的焦化废水等工业废水中应用效果非常好。

　　工作后，水环保成为钱易一生研究和推广的理念。她在很多场合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循环经济，主张不要产生废物后再治理，而是从生产工艺上做出改变，从生产源头减少废物的产生。无论是在国内、国际的学术研讨会上，还是在为国家工程和其他实际工作出谋划策时，钱易始终是清洁生产的代言人。

　　“要为国家培养有环保理念的一代新人”

　　1959年，刚毕业留校的钱易比学生大不了几岁。她带学生从北京到上海的自来水厂实习，联系工作时，厂长、技术员、工程师总要问她：“你们老师呢？”当钱易说她就是时，往往能把工厂的人吓一大跳，大家都以为她是个学生。但年纪很轻的她第一次站上讲台时，丝毫没觉得紧张，“都准备得好好的了”。

　　到2020年，钱易从教61年，她的第一批学生都早已退休，而她从未离开过讲台，她和学生一起住工厂大宿舍的日子，也仿佛从未远去。她压根没想过“为什么坚持给本科生上课”这个问题，“给本科生上课是每个大学教师最基本的责任，本科生的教育太重要了。”

　　随着钱易的学养和声望逐渐提升，承担的社会工作也越来越多。上世纪90年代，钱易在同济大学时的恩师胡家骏先生给她写过一封4页的长信，提醒她环境工程专业培养一个人才很不容易，不要因为忙于社会工作而荒废了专业。胡家骏先生的关心让钱易感动得落泪，“他让我知道作为一个老师，‘责任’二字的份量。”

　　钱易视胡家骏为“一辈子难忘的恩师”。2019年7月，102岁高龄的胡家骏先生离世，钱易本打算到上海参加老师的追思会，却最终未有成行，因为那几天她还要在北京给学生上课。

　　钱易在课堂上要向学生传递的，不仅是专业知识。1992年，57岁的钱易到里约热内卢参加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的一场研讨会，成为最早了解联合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学者之一。她对可持续发展的激情一下就来了，回国后，她就开始筹划在学校开一门课，不仅开给环境相关专业的学生，还要更大范围地普及可持续发展的理念。

　　为了开设这门课，钱易思考了好几年，又反复学习联合国的文献，到1998年，这门课正式面向清华大学所有专业的学生开放。现如今，这门课已经开设了20余年，因为每年选修的人都很多，钱易选了能坐400人的阶梯教室，还把每学年1次调整成了春、秋学期各开一次。后来考虑到钱易年事已高，学校还安排了3位年富力强的教授，和钱易共同开设这门课。

　　“要为国家培养有环保理念的一代新人。”在钱易看来，搞化工的污染环境、搞环境的再去治理污染，不是好的发展思路，要人人都懂可持续发展，把生态文明建设融入所有的建设。

　　学生的环保理念在一次次课程中树立起来。每学期的最后一堂课上，钱易都会从400名学生里挑出七八个小组汇报学习体会。有一次，一位是资深F1赛事粉丝的学生在汇报中讲到赛车和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分析原来的比赛规则里哪些会造成能源的浪费、环境的污染，还畅想了改进的方法。还有学生跑去调查清华的食堂、宿舍有哪些浪费现象，一天到晚观察电梯乘坐1个人运转了多少次，乘坐8个人、10个人又有多少次。他认为电梯只上到3楼，或者年轻人坐电梯只到4楼以下，就是浪费电能，这部分电就可以省下来。这些都让钱易非常感动，“他们讲的比我生动。如果年轻人都像他们这样思考问题，带着这样的理念投入各行各业，可持续发展就大有希望”。

　　“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

　　钱易家里挂着她的一位研究生送她的篆刻作品，上面刻的是钱氏家族传承几百年的《钱氏家训》：“利在一身勿谋也，利在天下必谋之；利在一时固谋也，利在万世更谋之。”

　　钱易曾说，她这一生不求金钱，不求地位，但每次一想到自己为之努力的这两项事业——教育和环保，都是利在天下、利在万世的，就感到非常欣慰满足了。

　　1994年，钱易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那时钱穆已经过世，但父亲没能看到自己当选院士，并未让钱易感到遗憾。“这没关系，对他来说这些称呼并不重要。”

　　那一年，在清华大学任职的水利水电工程专家张光斗等6位科学家联名申请成立的中国工程院获得批准，张光斗和时任清华大学副校长的张维推荐钱易当选，请钱易所在的系所写推荐材料。系主任马上组织熟悉钱易的老师拟写，但并未把这件事告诉钱易。

　　有一天张光斗在校园里遇见钱易，就拍了钱易的肩膀，钱易看见，只礼貌地说“张老师好”。张光斗说：“没见过像你这样的人，自己的事情一点都不关心。”钱易忙问是什么事，张光斗笑说：“你看看，到现在还不知道。”

　　没过多久，中国工程院院士名单公布，钱易才知道了这事的来龙去脉。

　　对于钱易的父亲钱穆先生来说，比起儿女取得其他的成就，反而是得知自己的5个儿女都当了老师，让先生特别高兴。相比于“院士”“先生”，钱易也更愿意别人称她为老师。85岁高龄的钱易仍然留在讲台，有人问她怎么这么大年纪还能讲课，她说这是教师的“职业病”。

　　如今的钱易工作讲究有劳有逸。2019年教师节前夕，钱易在“人文清华讲坛”开设讲座，讲座结束时，学生们为她唱起《每当我走过老师窗前》。钱易却觉得用这首歌形容她不太合适，“老师的窗前彻夜明亮”表达得不对，“我没干活儿干到那么晚，这不符合事实”。

　　有学生说钱易家的房子里其他灯都是黑的、只有书桌上的台灯是亮的，这点倒是得到了她的认证。“要做到人走灯灭。”她还有另外一个得意的生活创造，为了节水，她专门试验了抽水马桶上的两个按钮，发现只要按小水量按钮，大小便都能冲干净，从此她就再也不用大水量的按钮了。

　　环保专家的环保既可以是“循环经济”“清洁生产”的大主张，也可以是生活中的点滴小事，也可以把宏大寓于微小之中。钱易曾在文章中写道，10克的金戒指背后是3000多公斤的生态包袱。“下游消费浪费一点，上游资源浪费就是几百倍、几千倍。生活中的节约环保不是不消费，而是要舒适、不要奢侈，要消费、不要浪费。”

　　做一辈子环保和教育，在钱易看来是人生幸事。“任何人做任何事，一定要把你做的事尽量和为国家做贡献结合在一起。我的事业方向、我的个人兴趣，都和国家需要完全一致，我就觉得非常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