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之初，一批在文科领域学有专长的留学生，克服困难回到祖国，积极投身祖国建设，推动新中国文教事业的发展。一部分名望卓著的专家担任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的学部委员，还有部分专家出任知名高校校长，大多则担任高等院校的教员和研究机构的研究员，翻译、编写文科教材，成为新中国文教事业的中坚。

　　荣膺第一批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

　　中国科学院成立于1949年11月，其哲学社会科学部共有64名学部委员，其中1955年当选61人，1957年增加3人。他们是社会科学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享有很高学术声望，其中35人有留学经历，占本学部总人数的55%。（见表1）

表1：1955年、1957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留学情况表（资料来源| 1955年、1957年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名单，周棉编制《中国留学生大辞典》）

　　这些学部委员代表了当时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最高水平。

　　在哲学领域，留学生出身的学部委员有7人，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有艾思奇、李达等。艾思奇被称为“人民的哲学家”，代表作《大众哲学》，毛泽东评价他为“中国的理论领域的忠诚战士”。李达是中共一大代表，代表作《社会学大纲》，他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名家大师，在哲学等领域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整体探索和综合创新。其他哲学家有金岳霖、冯友兰、吕澂等。金岳霖构建了自己的哲学体系，被张申府称为中国“哲学界的第一人”，著有《逻辑》《论道》《知识论》。冯友兰历任清华大学、北京大学教授，是中国“新儒家”的代表，著有《中国哲学史》《贞元六书》等，为20世纪中国重要的哲学经典著作，享誉中外。

　　历史学领域名家如云。如翦伯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奠基人之一，著有《论中国古代封建社会》《论中国古代的农民战争》。侯外庐一直从事社会史、思想史研究，著有《中国古代社会史论》《中国思想通史》。陈寅恪研究范围甚广，在魏晋南北朝史、隋唐史、佛教史、敦煌学等方面都作出了重要贡献，著有《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夏鼐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也是新中国考古工作的主要领导者，曾主持河南辉县商代遗址等的挖掘。

　　语言学领域的大师也比比皆是。王力著有40多部专著，撰写论文近200篇，代表作有《中国音韵学》《中国现代语法》等；季羡林创建了北京大学东语系，曾任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副校长等，是著名的语言学家、翻译家、散文家，著有《季羡林文集》24卷。

　　其他如马寅初、郭沫若、汤用彤、陈翰笙、陆志韦、萧乾等，无一不是学贯中西的饱学大师。

　　出任院系调整时期的高校校长

　　在1952年的高等院校改革中，著名高校的校长基本上由归国留学生担任，他们对上世纪50年代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见表2）。

　　表2：1952年-1953年归国留学生担任高等院校校长简表

　　由此，不难想见他们的学术造诣之高，如马寅初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和人口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以一个学者的专长，以主人翁的态度进言献策。1952年5月马寅初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54年9月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但他仍潜心考察研究，发表高质量论文40多篇，其中《新人口论》是一篇卓有见地的不朽之作。马寅初是中国共产党的老朋友，正如他自己说过的，自1939年开始“无时无刻不与共产党在一起”。

　　叶企孙是中国现代物理学的奠基人。1949年5月，叶企孙被任命为清华大学校务委员会主席，履行校长职责，主持新中国成立阶段清华大学校务。叶企孙在清华开展了长达20余年的教学、科研活动，对学生教育方法得当，培养出了大批优秀科学家。新中国成立后23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中，有许多曾是他的学生，因而他被称为“大师的大师”。叶企孙对开拓、促进中国物理学及整个自然科学的发展、培育科学技术人才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他得天下英才而育之，所提倡的教育思想结出了丰硕的果实。叶企孙把毕生精力贡献给教育及科学事业，是现代中国科教兴国的先驱者，为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

　　何鲁是我国数学泰斗、著名教育家，是把现代数学引入中国的先驱者之一。他培养了严济慈、柳大纲、吴新谋、吴有训、钱三强、赵忠尧、吴文俊等物理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桃李遍天下。除了拥有卓越的数学成就，他的诗书造诣也非常高。由于自幼深受中华传统文化的熏陶，诗词及书法成为其终身所爱，其诗词也能与同时代的知名文人比肩。何鲁一生致力于数学研究与教学，主要著作有收入“算学丛书”的《虚数详论》《二次方程式详论》以及《变分法》《微分学》等。何鲁在当时的科学界、教育界、文化界都具有极高声望，他终其一生在我国建立起了新的数学系，并将中学数学一同规划，成为我国近代数学的奠基人之一。

　　成仿吾是我国无产阶级教育家和社会科学家、文学家、翻译家。他早年留学日本，五四运动后与郭沫若、郁达夫等人先后在日本和国内从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化活动，建立了著名的革命文学团体“创造社”。1928年8月，成仿吾在巴黎加入中国共产党，主编中共柏林、巴黎支部机关刊物《赤光》。 

　　从1934年在瑞金中央党校任教以来，成仿吾便一直从事党的教育事业。1937年，受中央委托创办党的第一所高等学校―陕北公学。在陕北公学与其他几所学校合并成立华北联合大学后，他担任了华北联大的校长；1948年创建和领导华北大学；1950年创办中国人民大学；1958年8月担任山东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1974年8月，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批示，成仿吾离开山东大学，到中央党校专门从事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翻译和校注工作。

　　成仿吾的教育思想内容很丰富全面，具体包括：教育是立国之本，必须把教育工作放到最重要的位置；学生是教育工作的主题，要尊重学生、爱护学生、关心学生，严格要求学生，使其德智体全面发展；尊重教师，提高教育素质，建立师生平等关系；加强教材建设，不断改进教学方法；加强学分建设，提倡理论联系实际和科研的独创精神，等等。

　　成仿吾精通多种语言，长期致力于宣传和捍卫马克思主义。他五次翻译《共产党宣言》，并校译了《哥达纲领批判》《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为准确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倡导革命文学，创作了许多作品，对推动我国革命的新文化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成仿吾这样总结自己的一生：“我是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从文化人到革命战士。”中共中央书记处审定的《成仿吾同志生平》高度评价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永远进击的一生，是无产阶级教育事业艰苦开拓和创造的一生，是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传播鞠躬尽瘁的一生”。

　　收存于法国里昂市立图书馆的《赤光》杂志的珍贵原刊   摄影|新华社记者  高静

　　担任高校的骨干教师

　　上世纪50年代的归国留学生有很多在高校工作，根据当时高等教育部的统计，31.4%的归国留学生在学校担任任课教师，他们教书育人，翻译或编写适合新中国学生使用的文科教材，成为高校教师队伍中的骨干。

　　在语言文学方面，留学德国的冯至任教于北京大学西语系，是新中国德语语言文学的带头人，为中国德语人才的培养作出了长期贡献，他主编了《德语文学史》，还主审了全国高校中文教材《中国文学史》等。

　　留美归国的赵澧是新中国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编有《外国文学简编》等。季羡林曾为之题词“赵澧同志对促进高校比较文学和外国文学研究的功绩永远不会被遗忘”。

　　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李赋宁是中国近代留学德国的水利大师李仪祉之子，著有扛鼎之作《英语史》，该书被誉为“英语史教学研究的里程碑”。

　　在历史学方面，留美归国的武希辕是云南大学印度史教学、科研的奠基人，也是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印度史的开创者，他提出了种姓制度是种姓奴隶制之说。他编写的《印度现代史》讲义，填补了新中国印度史研究的空白。

　　李雅书留美归国后，先后在辅仁大学、北京大学担任古代罗马史的教学，是新中国第一位在罗马史研究上取得重要成就的专家。她编写的《古代罗马史》填补了我国罗马史研究的空白。

　　郭圣铭在归国任教之初，即致力于编写教材。上世纪50年代，他在湖南师范学院工作期间，独立编成的《世界古代史简编》被北京大学、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院校采用为教科书。

　　新中国成立后，归国留学生成为中国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领域的骨干力量。这些爱国学者在特殊时期，在艰苦的物质条件下，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以一腔热忱为中国自然科学与应用技术科学的拓展，以及为中国的文教事业和高等教育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其成绩值得我们纪念，其精神值得后学继承和发扬。（作者张慕洋系新乡医学院管理学院讲师、博士，西安思源学院留学生与中国现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员；赵惠霞系西安思源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