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90年3月7日是留美学者、现代中国气象事业的奠基人、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诞辰100周年。本刊特发表此文以资纪念。

　　要有明确的目的——为着社会的进步，民族的振兴；

　　要有正确的方法和途径——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要有严谨的学风——勤于实践，躬体力行；

　　要有严格的态度——一切以真理为依归，只问是非，不问利害得失；

　　要有辩证的观点——既有科学的预见，又要反复改进。

　　以上是竺可桢积一生实践总结出的治学经验，道理上精辟，语言上精彩。

　　1 . 1925年盛夏，竺可桢从上海《申报》上看到这样一则消息：

　　7月，湘省旱灾，省当局迎陶、李两真人神像入城，供之玉泉山。不雨，则又向药材行借虎头骨数个，以长索系之，沉入城外各深潭之中，冀蛰龙见之相斗，必能兴云布雨。又无效，则迎周公真人及它龙将军，并供于玉泉山庙。仍无影响，则又按照前清纪文达《慎斋祈雨》印本，在省公署内设坛祈雨。……

　　读罢，竺可桢心中慨叹不已。一个科学家的良知，特别是一个气象学家的社会责任感，促使他拿起笔来：“本年（1926年）自入春以来，长江、黄河之下游以及东北沿海一带，雨量极形缺乏。……各省亦纷纷以旱灾见告。于是各省当局，先后祈雨禁屠，宛若祈雨禁屠为救济旱灾之唯一方法。此等愚民政策，若行诸欧美文明各国，必且被诋为妖妄迷信，为舆论所不容。而在我国，则司空见惯，返若有司所应尽之天职，恬不为怪。”

　　“夫历史上之习惯，是否应予以盲从，愚夫愚妇之迷信，是否应予以保存，在今日科学昌明之世界，外足以资列强之笑柄，内足以起国人之疑窦，实有讨论之必要也。”他尖锐地指出：“我国号称共和，则上自总统，下迄知事，应对于人民负责。旱潦灾荒，须备患于未形，植森林，兴水利，广设气象台。在平时不讲求以科学之方法，调查雨量，及至旱魃为灾，乃惟知祈雨、禁屠，求木偶，迎龙王。以我国当局之所为，而欲列强之齿我于文明诸邦之列，安可得哉？”

　　接着竺可桢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雨的成因，并且分析了世界上的雨量分布以及防止旱涝灾害的方法。

　　竺可桢早年就有强烈的科学救国思想。1910年他考取了第二批赴美庚款留学的公费生。当年秋天，与70多个同学一道赴美。那时他以为中国以农立国，万事以农为本，所以他进了美国中部的伊利诺大学农学院。但入学半年后，他就感到美国的大农经济同中国的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况且，美国当时的农业科学也很落后，于是他申请改学理科，但未获批准。1913年夏，他在伊利诺毕业后，就到美国东部的哈佛大学研究院地学系学习气象学，并获博士学位。在20世纪初期，中国近代的气象科学尚无人问津的状况下，竺可桢是一个勇敢的拓荒者。他对中国雨量和风暴的启蒙研究，向世界的学术界表明了一个中国学者的智慧。他从季风的强弱、地形的高下、风暴的途径三方面来分析中国雨量的分布多寡。他的分析和立论，有许多独到之处，因而引起世界上气象界同仁的注目。

　　留美期间，竺可桢还积极参加了中国第一个以提倡科学、传播知识为宗旨的科学团体——"中国科学社"的活动，成为该社骨干之一。他在这个团体主办的《科学》月刊上发表了自己一系列的研究成果，开始以现代科学理论来阐明中国的实际问题。

　　1918年秋，竺可桢回到祖国。1927年，他应新成立的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和总干事杨铨的邀请，到南京负责筹建气象研究所。

　　在这以前，中国领土上基本没有自己的现代的气象台、站，只在沿海和长江流域有一些由帝国主义控制的海关设立的测候所（即气象站），它们主要是为自己的航运服务的，一切气象资料的分析和台风警报工作，全由法国天主教神甫主持的徐家汇观象台所控制。帝国主义分子对中国的气象工作者极为歧视，在一次太平洋区域科学会议上，竟只许中国代表列席，而不许发表论文，宴会上又被排在末席。竺可桢对此极为愤慨，他决心发奋图强，尽全力来建立和发展中国的气象事业。1928年，在南京北极阁建成了设备较完全的气象台（附地震台），他亲自培训观测人员。经过八、九年的苦心经营，这个仅有40个工作人员和经费困难的气象研究所，宣传推动各省建立了40多个气象台和100多个雨量站，开展了高空探测、天气预报、无线电气象广播等业务，整理出版了中国气候的基本资料，发表了许多天气、气候方面的研究论文，奠定了中国现代气象事业的基础。

　　2. 1936年4月，竺可桢到杭州任浙江大学校长。他到校后，提出以"求是"为校训，四处聘请有真才实学的教授，充实图书仪器，使一个原来白色恐怖笼罩、学术空气窒息的学校，成为崇尚教学和科学研究的学府。

　　竺校长到任的第二年，抗日战争爆发了。随着战火的蔓延，他带领全校师生，从杭州迁到浙江西部建德，再迁江西吉安和太和，三迁广西宜山，1939年底又四迁贵州遵义和湄潭。两年之内，四易校址，跋涉5000里；每到一地，即使只有两三个月，也要立即布置教室、实验室和图书馆，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坚持教学和科研活动。艰苦的战争环境，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锻炼了浙江大学广大师生。他们在竺校长的领导下，发扬了不怕困难的奋斗精神和认真朴素、实事求是的学风。在定居遵义、湄潭后的短短几年内，浙大在几门基础科学的研究方面都取得了出色的成绩。当时在中国工作的英国著名生物化学家和科学史学家李约瑟，接触到浙大浓厚的学术空气，深为感动，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剑桥"。

　　竺校长既严肃治教，又宽于待人，可谓严师慈父。

　　还是在迁校途中，一次，大队人马在一个村子里落脚，竺校长刚铺好被褥准备休息，一个迟来的女学生赶到，没地方住了。竺校长笑着说：“好，你快在这里摊铺，我另找个好房子去住。”女学生住下了，而竺校长却在汽车里卷卧了一宿。

　　1947年5月，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运动遍及全国许多大城市。国民党当局于10月11日大肆捕杀进步学生，浙大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也在杭州被害死在监狱中。当局伪称其用玻璃片自杀。竺校长非常气愤，当面质问国民党浙江省主席：“杀人以梃与刃有以异乎？”他看了于子三的遗体，当当局要他证明于子三为自杀时，他断然拒绝。面对国民党的造谣，竺校长只得在南京向记者发表谈话，指出：于子三是好学生，于子三的死是千古奇冤，国民党当局应负不可推诿的责任。谈话见报后，蒋介石颇为震恐，曾命令教育部长朱家骅要竺可桢在报上更正，竺可桢回答：“报载是事实，无法更正。"他又向浙大学生严正宣告："真理在我们这一边，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3．新中国成立后，竺可桢被任命为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在他的主持下，各项工作都得到了发展。当时确定下来的20个研究所（包括社会科学），构成了中国科学院的雏型，为日后的发展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此间，他的科学研究更加注重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

　　1964年2月6日，竺可桢起床后记下了当天的天气情况：气温1 ℃—4.4℃，气压764毫米，地上积雪半寸，昨天交春，刚好下了一场春雪。尔后，竺可桢翻阅着《杜诗镜铨》，想从中找些有关气候的诗句。

　　不一会电话铃响了，是毛泽东主席约竺可桢下午3点去谈谈。

　　竺可桢怀着激动的心情，按时赴约。中南海琼枝玉林，掩映如画。西山上白雪皑皑。车轮辗着积雪，一直驶进毛主席的住处。

　　毛主席含笑地同竺可桢握手，并请他坐在床前的椅子上。毛主席说：“你的那篇《论我国气候的几个特点及其与粮食作物生产的关系》的论文，我看到了。”竺可桢说：“篇论文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还不成熟”。

　　毛主席说：“能提出问题就很好嘛！我想农业八字宪法，土、肥、水、种、密、保、工、管，都是管地不管天，你的论文倒是管天的。”

　　竺可桢说：“天有不测风云，不太好管。”

　　毛主席点燃一支烟，笑道：“我们两个人，既管地，又管天，就把天地都管起来了。”

　　竺可桢说：“农业八字宪法，虽然没有明白显示气候因素，而气候却贯穿着所有八个因素。因此，农业生产不但要因地制宜，而且要因时制宜。”

　　毛主席说：“我看，农业八字宪法，可以加上光和气。”

　　竺可桢笑道：“在自然界中，植物的叶绿素通过光合作用，能吸收空气中的二氧化碳，使之与土壤中所吸收的水份化合，而成为有机碳水化合物……”

　　毛主席同竺可桢正热烈地交谈着，李四光和钱学森两位科学家也应邀来到。毛主席风趣地说：“今天人才济济，可谓齐全。”

　　毛主席对李四光说：“你是研究如何下地的。”

　　李四光点头笑道：“我是搞地质的，所以要下地。”

　　毛主席对钱学森说：“你是研究如何上天的。”

　　钱学森笑道：“我是搞导弹的，所以要上天。”

　　毛主席又对竺可桢说：“你是研究大气的。”

　　竺可桢恍然大悟：“我们三个，一个地下，一个天上，一个空中，真是齐全了。只是我觉得自己贡献太少。”

　　毛主席同三位科学家广泛交谈着，从地球的形成、生物的进化到地质时代和历史时代气候的变迁；从客观世界、微观世界到正负电子的辩证关系，真是天文地理，无所不及。毛主席谈吐风趣，幽默，常引出三位科学家的笑声。

　　4．"古人学问无遗力，少壮功夫老始成；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南宋爱国诗人陆放翁的一首诗，竺可桢极为推崇和喜爱，他曾将此诗引为自己的座右铭。事实上，竺可桢一生对科学的追求和探索，都遵循着"绝知此事要躬行"的古训。

　　在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卫县靠近黄河的地方，有座鸣沙山。这座沙山，紧逼黄河河岸、高约100米，沙坡面南座北，中呈凹形，有泉水涌出，且被当地人作为崇拜的对象。每逢端阳节，男男女女聚会于此，顺山坡翻滚时，沙子便发出轰隆隆的巨响，象打雷一样。

　　竺可桢为考察沙漠，于1958年同五、六个同事亲临鸣沙山。近70岁的老人，也到山顶，慢慢顺坡滚下，他果然聆听到隆隆之声，有如远处有汽车行驶似的。

　　通过实地的考察研究，竺可桢对这种自然现象作了科学的解释。原来，这是由于沙漠表面的沙子细小而干燥，含有大部分石英，被太阳晒得火热后，经风的吹拂或人马的走动，沙粒移动后磨擦起来，便会发出声音，这便成鸣沙。

　　竺可桢以极大的热忱，几乎走遍了除西藏和台湾以外的全国所有省、市、自治区，足迹遍及祖国的高原、峡谷、江河、海洋、沙漠和丛林。他71岁时，参加"南水北调"考察队，北登海拔4000米的阿坝高原，南下深邃的雅砻江峡谷。他最后进行长途野外科学考察时，已是76岁的老人了。

　　1974年2月6日，竺可桢躺在病榻上。他的手已无"缚纸之力"，然而他还是拿起了笔，颤颤抖抖，照例地记着记了几十年的日记：

　　1974年2月6日

　　气温最高零下1 ℃，最低零下7℃，东风1至2级，晴转多云。

　　竺可桢平生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不能用自己的眼睛亲自观察温度表上表示的温度变化。他的手渐渐抬不起来了。他在日记的“温度”旁，写上“局报”两字。

　　竺可桢安详地放下日记，静静地躺在病榻上。那年，他84岁。

　　他的瘦弱的躯体消失了，但他无穷的智慧、踏实的作风，永驻人间！

原载于 《神州学人》杂志1990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