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西庆，1986年获美国杜克大学法学博士学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曾任中国证监会副主席、全国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

　　高西庆：见证中国金融财富的增长

　　文/本刊记者 刘晓蕾 徐妍 白瑜

　　1990年，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成立，整个筹办过程高西庆几乎全程参与。1992年，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成立，高西庆任发行部主任兼首席律师。2000年，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成立，2年后，高西庆成为理事会副理事长。2007年，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高西庆又转战中投公司，成为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从襄渝铁路建设工地的一名普通民工一路走来的高西庆，亲历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很多历史性时刻，他不但是中国金融业发展道路的探路者，更是中国金融财富增长历程的见证人。听说国内已经开始发行股票，但没有交易所，高西庆的好友王波明提议，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

　　中国证券市场的助产士

　　高西庆常说，当年会以那样的方式回国参与创建证券市场有一定的历史偶然性。当年的高西庆以第一个获得美国律师资格的中国大陆人的身份在纽约华尔街某律师事务所谋得了一份令常人艳羡的工作，却因为美国的一场金融危机而决心早早回国，投身到中国证券业的起步浪潮中，整个过程的确很有些戏剧性。

　　1987年10月19日，刚走进办公室的高西庆就觉得事务所的气氛紧张而又压抑，问过秘书才知道，是美国股市垮了。仅仅1天的时间，道琼斯指数跌幅达22.6%，并连带全球的股票市场出现不同程度下跌。那一天，成为世界金融史上著名的“黑色星期一”而为人们所铭记。但当时的高西庆还没有意识到这件事会对自己的未来产生怎样的影响。

　　“当天晚上，我突然接到中国驻纽约总领馆的电话，说想请我马上就过去，给他们讲一讲美国这次的金融危机对中国会有什么影响。”高西庆回忆道。然而，当他和几个同在华尔街工作的中国人到了总领馆之后才发现，等着他们的不仅是纽约的总领事，还有当时中国驻纽约的主要机构和媒体。最终，高西庆也只是根据自己的理解讲了讲金融危机产生的原因，至于它会对中国造成什么影响，对他来说完全不可想象。

　　类似的活动又组织了两三次，国内对此事的关注也促使高西庆开始思考股市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之后，高西庆和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又聚在一起聊了几次。一些稍后出国的朋友也向他们介绍了国内当时的情况。

　　1987年的中国早已不是5年前高西庆离开时的样子。从1984年开始，部分集体和国有中小企业纷纷开始份制试点，设立股份有限公司，北天桥百货、上海飞乐音响等公司还公开发行了股票。1986年，为解决股的流通问题，中国第一个证券交易台——静安证券业务部开张。

　　1987年9月，中国第一家专业证券公司——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成立。

　　就在美国这场“黑色星期一”金危机过后不久，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会上对前期股份制试点的成绩做出肯定，允许继续试点并提出了规范性意见。从此政府逐渐加大对股份公司的规范化管理，股票发行更加规范。此时，中国的股份制改革正如火如荼地展开，通过试点不断积累经验，各项基本制度在探索中得以建立。但是整个市场规模较小，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交易所，股票的发行和交易缺乏全国统一的监管。

　　听说国内已经开始发行股票，但没有交易所，高西庆的好友王波明提议，咱们是不是也在中国弄一个股票交易所。高西庆的第一反应是怎么可能，那还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实现。结果那天大家谈了几个小时，越谈越兴奋，越谈越觉得真有可能，最后决定就此给国家写个建议。

　　就这样，高西庆、王波明、王巍等人撰写出了中国证券市场的最早提案——《关于促进中国证券市场法制化和规范化的政策建议》。1989年3月15日，中信、中农信、中建投、光大、中创等9家机构，各出资50万元，设立“证券交易所研究设计联合办公室”（简称“联办”），回国不久的高西庆任首席律师。终于，1990年底，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正式开张。

　　高西庆的回国之路可谓偶然，但其中又有其必然性。正是高西庆这种敢想敢干的气魄和自我赋予的使命感，正是中国证券业早期发展的积累，促进了中国证券交易市场尽早走向专业化和规范化之路。每一个“市场化”举措的出台却都遭到了市场的抵抗。坊间对“海归派”水土不服的质疑一直未曾间断。

　　初入官场

　　1992年，中国证监会成立，“联办”中的很多人都被吸收进来，其中也包括高西庆，他出任了证监会首席律师及发行部主任之职。

　　在证监会的日子里，高西庆见证了中国股票市场的潮起潮落，他自己也走过了二进二出证监会的坎坷仕途。处于起步阶段的中国证券市场，法律法规尚不健全，要实现证券的法规建设理想可以说举步维艰。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经济体制正逐渐完成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证监会发行部主任掌握着股票额度分配的权力，位置非常敏感，在工作中也免不了要处理如何“用最行政的方式解决最市场化的问题”等。所有这些，都注定了高西庆初次为官的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

　　据称，高西庆首次为官的这3年，最愿意提及的只有2件事：一是起草国务院《股票发行与交易管理暂行条例》，另一件就是H股的成功发行。对他来说，这2件事是真正的实事，前者使股市离规范的市场化近了一步，后者则为中国资本市场留下了通往国际市场的一个“活眼”。

　　3年后，高西庆主动辞职，回到母校——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执教，后又出任中银国际执行总裁。直到1999年，他再一次回到了证监会，成为证监会副主席。这一次，证监会主席是和他同样有着留学背景的旧识——周小川。

　　周小川主政证监会期间，大批的海归派人士汇聚于此。据统计，2001年初证监会中的“海归”数量近50人，占证监会总人数的20%，且多数成为各部门的正、副职。有人称这一时期的中国资本市场是海归派主导的市场化时代。这样一个认同国际化、市场化的团队，让高西庆找到了理念一致的“组织”。

　　然而，坐在火山口上的证监会注定不会是个风平浪静之地。2001年6月12日，由财政部牵头，包括证监会在内的6部委召开部级联席会议，高西庆作为成员之一参加。会议做出“以市价减持国有股，补充社保基金”的决定，“国有股减持”大幕由此拉开。

　　决定一经公布，股市剧烈下跌，投资人怨声载道。仅仅1年之后，证监会“暂停国有股减持”的通知，使当天的两市指数几乎以涨停开盘。股市的巨量上涨使证监会最终在“国有股减持”的问题上选择了退缩。

　　饱受质疑的不只“国有股减持”一项，B股开放、A股增发、开放式基金设立，这些举措在西方市场都是成熟之举，移于国内，与海归思路一脉相承，但每一个“市场化”举措的出台却都遭到了市场的抵抗。坊间对“海归派”水土不服的质疑一直未曾间断。

　　回忆起两次证监会任职的经历，高西庆说道：“第一次创业的感觉更强烈些。因为当时完全没有规制，也没有约束。想起来那时候是热火朝天地干事情，大家在做一件革命性、开创性的事业。第二次再回去以后，发现多数事情已经制度化了，虽然不象以前那样没有任何框框，但是正是这第二次，我成熟了很多，对机制的了解也更多了。”

　　中国证券市场这个高西庆一手带大的“孩子”让他吃了不少苦头，但也让他收获颇多。2003年，自证监会离职的高西庆转战成立不久的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担任副理事长一职，负责投资业务。自此，高西庆迈进了他人生的新篇章。他就任以来，社保基金最大的变化就是向主动性与国际性投资迈出了一大步。

　　低调转身

　　入主社保基金1个月前，高西庆从证监会的离职，引来了媒体的大量报道，而1个月后他的再次上任却观者寥寥。“是不是媒体觉得证监会才是大家关注的焦点，离开证监会的人就可以不关心了？”社保基金理事会的一位官员曾颇有抱怨地说，“事实上，高西庆来我们社保基金会才是更值得媒体关注的事情。要知道，他现在管理的可是咱老百姓的活命钱啊。”

　　2000年8月，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设立，负责管理运营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正如那位理事会的官员所说，这些都是老百姓的活命钱，如何让社保基金增值盈利，让老百姓的“活命钱”变得越来越多，成为了高西庆面临的一项新挑战。

　　在此之前，高西庆与社保基金并非全无瓜葛，只是这种瓜葛却未见得愉快。2001年7月，社保基金作为战略投资者参与中国石化股票配售，以每股4.22元认购中国石化3亿股，这是社保基金首次进入证券市场。然而认购后便赶上股市下跌，并持续极度低迷的市况，自股权过户以来，股价始终在发行价下方运行，最高时账面亏损达2亿多元。究及股市低迷的主要诱因，便是在证券市场上推行的国有股减持，而当时作为证监会副主席的高西庆正是主要参与者。

　　尽管如此，管理社保基金，高西庆仍有自己特有的优势：首先，他几乎经历了证券市场的整个发展历程，同时也是证券市场法规的建立者之一。因此，他对股市基金等的熟悉程度很少有人可比拟；其次，他的国际背景有助于社保基金的国际合作和交流；再次，他在证监会时分管基金，对基金公司非常了解，因此能为社保基金挑选出合适的“管家”；第四，他曾担纲中银国际，对投资一线的运作非常清楚；第五，他对法律法规十分了解，能与基金管理公司签订对社保基金最为有利的合作协议。

　　而社保基金在其任职期间的转变，正体现了高西庆个人的特点。他就任以来，社保基金最大的变化就是向主动性与国际性投资迈出了一大步。高西庆终于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平台，得以践行自己的国际化与市场化投资理念。

　　2006年12月，社保基金在全球范围聘任海外投资管理人，共收到84家国际知名机构关于香港股票、全球股票（美国除外）、美国股票、全球债券、现金管理等五大类委托产品的106份申请，最后入选10家，将管理超过10亿美元的投资金额。《华尔街日报》称“高西庆以近乎无可指责的步骤和效率先后完成了从筛选、缩小范围、面试、洽谈合同到确定最终人选的工作”，这是外界给予高西庆的极大褒奖。

　　正是社保基金理事会副理事长这个职务，让高西庆有了全球投资的视野，完成了从律师、监管者到投资者与监管者的蜕变，被国内外投资市场普遍看好为一位优秀的投资市场人士。高西庆的这次个人转型，也为他日后加入中投公司埋下了伏笔。有些国家跟我们抱怨，说他们搞了20多年主权财富基金，从来没人管他们，也没人逼他们公布数字。现在我们一公布，搞得他们都得公布。

　　中国的财富管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保持高速增长。截至2007年第一季度末，中国国家外汇储备已高达1.2万亿美元，剔除维持正常贸易需求的部分，剩余的外汇量仍然非常可观。如此大规模的外汇储备闲置不用，再加上外汇储备中的大头——美元持续贬值，拓展外汇资金运用渠道，提高外汇收益已是势在必行。

　　2007年9月29日，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成立，这是中国金融史上的大事，也是中国外汇管理体制改革的标志性事件。

　　中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为2000亿美元，来源于财政部通过发行特别国债的方式募集的1.55万亿元人民币，是全球最大主权财富基金之一。作为中投公司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的高西庆，成为了这笔沉甸甸的国家财富的管家之一。

　　新生的中投公司首先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社会对中投公司的质疑。2007年，中国和俄罗斯相继设立主权财富基金并开展境外投资，这使得欧美等国保护主义势力抬头，对跨境资本心怀疑虑，认为他们不仅追求经济利益，还具有一定政治目的，并因此对外来投资设置种种障碍。

　　“2007年年末到2008年上半年这段时间很紧张，我们要到处跟人家解释我们是财务投资者，不是行业投资者和战略投资者。”高西庆对这种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质疑很是不以为然。

　　然而中投公司不仅仅是被动地四处解释，更主动参与到主权财富基金运营规范的国际规则制定中来。2008年，中投公司全程参加了主权财富基金国际工作组和主权财富基金《圣地亚哥原则》起草小组的工作，并联合其他新兴市场主权财富基金与美欧等西方大国进行平等对话，有效地赢得了规则制定的主导权。《圣地亚哥原则》颁布以来，中投公司遵守承诺，全面履行了该原则，开展商业化运作，追求财务回报，及时、透明地发布经审计的中投公司年报，取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理解和认可。

　　“为了这件事，有些国家跟我们抱怨，说他们搞了20多年主权财富基金，从来没人管他们，也没人逼他们公布数字。现在我们一公布，搞得他们都得公布。”高西庆笑道。

　　高西庆指出：“在开展对外投资时，一方面要善用当地法律、税务、会计等专业顾问，避免犯不该犯的规。另一方面要特别讲究推进交易的方式方法，注重与监管机构畅通、无障碍的沟通，并且注重与投资接受国的立法、行政机构以及相关项目所涉及的行业和社会群体进行有效的政府关系、公共关系工作。”

　　除了外部的困境，中投公司还面临着沉重的内部盈利压力。由于公司注册资本金的筹措渠道是特别国债，考虑到特别国债的利率，再加上人民币升值的汇兑损失以及公司自身运营管理成本，其盈利压力不言而喻。

　　更多的压力来自舆论界的关注。在一般人看来，中投公司就是拿着国民的财富在海外投资，因此对它的收益也格外关注。然而，中投公司筹备期间对美国黑石集团的第一笔投资就产生巨额浮亏，也引来了诸多非议。

　　对此，高西庆的回应是：“希望大家能稍微减少一点赌性，把眼光放长一点。”因为公司每年都要对外公布年报，导致外界过度关注其短期收益。报表披露的短期收益是一个时间节点上的反映，事实上，短期收益率是随时变化的，并不能取代长期的投资价值。

　　成立5年多以来，年轻的中投公司在摸索中不断前进，面对复杂多变的全球经济和金融形势，审慎研究、沉着应对，坚持以研究和资产配置驱动投资活动，实现了国家外汇资产管理多元化，取得了较好的投资收益。据悉，截至2012年末，中投公司境外投资业务年化收益率达到5%，高于国际捐赠基金年化收益率的中值，在动荡的全球经济金融市场中，较好地实现了国家外汇资产的保值增值。

　　高西庆见证了中国金融史上的很多个第一次，更亲身投入到对这些“第一次”的精心培育中，不断地为中国的金融业探索着具有自身特色的发展之路。他个人的起起落落，也记录了国家金融改革和财富积累的“梦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