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麦久，1982年获德国科隆体育学院体育科学博士学位。曾任北京体育大学副校长，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

　　半个世纪的奥运情怀

　　文/田麦久

　　奥运会在中国举办，是华夏子孙的百年期盼。我是一名体育教师，一生研究竞技体育发展和运动训练理论，与奥运也有着千丝万缕割不断的联系，说来已经有半个世纪的盈盈情怀了。

　　1956年，我还是一名16岁的中学生时，就代表山东省到北京参加了第16届奥运会中国田径选拔赛。近来翻阅旧物时偶然发现，那年比赛期间患病就诊，留下了一张门诊券(即挂号证)，上面盖着“中央人民政府卫生部中央直属机关第一医院门诊部”的红色印章，在就诊人“机关”一栏里，则填写着“奥林匹克选拔赛”的字样，成为我与奥运有关的最早的纪念品。选拔赛上，在与成年选手的竞技中，我当然无法名列前茅。但从那时起，“奥林匹克”已经成为我心中神圣的殿堂了。

　　少年时期的我，是一名田径爱好者，在1956年第一届全国少年运动会上获得了800米跑等两枚金牌，并于1957年创造了这个项目的全国少年纪录。同年，我考入北京体育学院，选择了体育作为自己终生的事业。

　　4年本科、3年研究生，任教不久即历经了10年的“文革”动乱，我却始终关注着历届奥运会上的精彩场景。墨尔本奥运会上苏联士兵库兹与英国皮里的万米决战，罗马奥运会中埃塞俄比亚皇宫卫士阿贝贝赤脚夺得马拉松比赛金牌，东京奥运会上日本女排和男子体操的辉煌胜利，比蒙在海拔2000多米的墨西哥城举办的奥运会上创造的8.90米的跨世纪跳远纪录，慕尼黑奥运会上16岁的女子跳高冠军迈法特，蒙特利尔奥运会上14岁的科马内奇在女子体操比赛中的7个满分……，这些都深深地、永久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之中。厚厚的有关奥运冠军的剪报薄是我心爱的收藏。

　　作为“文革”后我国第一个留学海外的体育学者，1979年2月，踏着冬雪我西去联邦德国，寻求科学训练的奥秘。在孕育了严肃的哲学、发达的科技和醉人的旋律的同时，德国也培养了优秀的竞技选手，这就是我选择德国学习体育科学的原因。

　　一次与死神擦肩而过的车祸，给我的留德学习增添了难以言述的困难。我架着双拐去图书馆查阅资料，坐着轮椅去参观比赛，朋友驾车送我去面访奥运会冠军，在病床上撰写论文，3年后，我带着假肢和博士学位证书回到了祖国。

　　就在我留德期间，中国恢复了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我们优秀的运动员们都在厉兵秣马，准备在奥运会上一展身手，为我们的祖国，为华夏子孙博得荣誉。我能做些什么呢?

　　成功的实践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中国运动员素有不怕苦、不怕累的好传统，他们的刻苦训练应该能够转化为优异的运动成绩，而我们恰恰缺乏系统的科学的运动训练理论。

　　运动竞技场上的滚滚风云，中华古老文明的博大哲理，前苏联训练理论的深厚根基，德国竞技运动的最新理念，特别是中国选手重归奥运会后第一次在洛杉矶奥运赛场上的出色表现，给予了我和我的同行们以丰沃的营养，建立在对于运动训练规律不断深刻认识的基础之上、并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运动训练理论体系日渐浮现。1988年，我主持研著的《运动训练科学化探索》出版，这部专著很快引起了教练员们的高度关注，国家体委向备战1990年亚运会的所有国家队成员赠送了这部书，以期推动科学训练，提高训练效益。作为一项科研成果，它获得了国家体委的科技进步一等奖。继而，《论运动训练过程》、《运动员竞技能力模型与选材标准》，《论周期性耐力项目的多种竞速能力》、《项群训练理论》、《运动员基础训练指南》、《竞技参赛理论文集》等一系列理论研究成果陆续面世，成为我国运动训练理论体系的重要支柱。我主编的《运动训练学教材》也为全国高等体育院系普遍采用。2000年，我主编的《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悉尼奥运会心理咨询手册》及《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悉尼奥运会易地参赛指导手册》发给奥运选手人手一册。

　　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在20余年的时间里，我为绝大多数项目的国家队和省市运动队以及几十所大学体育专业的师生讲授过科学训练的讲座，我曾在不同的年代里，担任国家射击队、射箭队、田径队、跳水队、速滑队、赛艇队、皮划艇队的科学训练顾问。1984年、1988年奥运会备战过程中，我参与了国家射击队、射箭队训练计划的设计与制定，在赛后总结中，他们专门对我表示了感谢。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我在海南三亚中国跳水队的集训基地作了关于赛前训练的专题讲座。奥运会后，在4个项目中获得3金1银的中国跳水队送给我一个收集了16名奥运冠军签名的奥运邮票首日封，上面写着：“第二十五届奥运会的金牌也有你的贡献”。这枚首日封成为我收藏的珍品。自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著名速度滑冰选手叶乔波与我一直保持着通信来往，我常常对她的训练安排提出一些建议和鼓励。我担任中国水上运动项目训练顾问多年，我的博士生也直接在国家皮划艇队中负责训练工作，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男子划艇选手孟关良和杨文军勇夺金牌，国家队特别给我送来了留有奥运冠军签名致谢的大幅照片。

　　由于在德国车祸致残，很自然地使我对于德国以至欧洲残疾人体育的开展状况给予高度的关注。1980年初夏，第六届残疾人奥运会前夕，《人民日报》刊登了我从德国科隆市奥古斯蒂娜林尼医院的病床上寄出的《残障者奥运会》一文，这也许是国内报刊上最早的介绍残奥会的文献。回国后，我积极地参与了中国残疾人体育协会的建立，在成立大会上作了主题报告，并以总教练兼田径队教练的身份参与组建了我国第一支残奥会代表团的运动员队伍。

　　1984年6月，中国残疾人奥运代表团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七届残疾人奥运会上，获得了2金5银4铜的可喜成绩。6月21日这一天，我训练的平雅丽和赵继红两位盲人姑娘，分别夺得了B2组与B3组跳远比赛的冠军。这是中国残疾人运动员在残奥会上最早获得的金质奖章。在残奥会主赛场听到激昂嘹亮的《义勇军进行曲》，我和队员们激动地拥抱在一起。

　　改革开放30年来，“奥运争光战略”的提出与实施为我国竞技体育事业的飞速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自1985年中国体育发展战略研究会成立起，我就积极地参与了战略研究工作，并先后担任研究会的常委与副会长。我连任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曾任九三学社北京市委主委，在长达20余年的参政议政活动中，围绕着申办奥运、筹办奥运、备战奥运提出了许多积极的建议和提案，组织和参与了多项次专题调研。

　　2008年奥运会在北京举办，极大地激起了全国民众的热情，作为一名竞技体育从业者，作为奥组委委员，我自然要积极参与，努力奉献。2005、2006、2007和2008年，我都在全国政协教科文卫体委员会组织的研讨会上，就如何办好奥运会的问题作了专题发言。近年来，我主持完成备战2008年奥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科技攻关国家级课题2项，主持完成2008年奥运会北京市人文奥运课题1项：组织中国体育科学学会奥运论坛2次、北京市九三学社系列奥运论坛4届：在全国政协提出有关奥运的提案约10件，书面发言8件：在全国政协、北京市、辽宁省、上海市等地奥运论坛发表研究成果近10项，在学术刊物上发表有关奥运的科研成果10余篇；在全国政协、九三中央、北京市人大、中科院以及不同省市、高校作关于奥运的专题讲座约30场。同时，我还组织北京市九三学社社员围绕保证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开展了内容丰富的参政议政活动和影响广泛的奥运科普教育。

　　十分荣幸与令人激动的是，我以不同身份参加了北京奥运火炬的传递活动。6月16日和7月14日，我作为北京奥组委派出的“圣火使者”，在重庆市和吉林省点燃火炬，交给省市领导人，启动在重庆市和吉林省的火炬传递行程，并在该段行程结束后，收回火炬，送至下一个省市。而在7月3日，我则作为第151号火炬手，参加了在陕西省千年秦都成阳市的火炬接力跑。

　　当我举起圣火，佩戴着假肢，在大道两旁激动的观众的热烈欢呼声中，艰难然而却是充满自信地跑向下一棒时，我的心中充满了中华儿女的骄傲与自豪，我衷心地祝愿北京奥运会圆满成功，祝愿我们可爱的祖国繁荣富强，祝愿我亲爱的同胞快乐安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