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中翰，1992年赴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获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3个学位的记录保持者。中星微集团创始人，中国科协副主席。

　　打造中国芯的星光舞者

　　文/李政 图/曾颖

　　邓中翰， 1968年生于南京。1992年中国科技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系毕业，同年赴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C Berkeley）读书。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获得电子工程学博士、经济管理学硕士、物理学硕士3个学位的纪录保持者。美国硅谷半导体公司PIXIM.INC的创始人。曾任国际商业机械公司（IBM）高级研究员，现任清华大学客座教授。1999年，与国家信息产业部共同在北京中关村创建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并成功地开发出中国第一个打入国际主流市场的"中国芯"——"星光系列"芯片，被三星、飞利浦、惠普、富士通、联想等国际知名企业大批量采用，为结束"中国无芯"的历史做出了贡献。邓中翰还是中国旅美科协常任理事、硅谷分会会长，国家"863计划"项目评审专家，2003年被评为"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

　　对于中国而言，邓中翰更多地是属于未来的人物。

　　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历史上第一个5年之内获得3个学位的学生，这个纪录到今天还无人打破，直到今天，他的毕业论文依然在学校的橱窗里展览，他是这所大学的骄傲；

　　1999年，他参与一个大型的海归军团回国创业，22个留学生组成的创业团队的事业令人瞩目；他是"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星光系列"芯片为结束"中国无芯"历史做出了贡献；

　　因为他的成就，2003年，在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表彰大会上，他获得了充分的肯定，《关于表彰全国留学回国人员先进个人和先进工作单位的决定》用语是"表彰邓中翰等311人……"；

　　他的未来意义还在于，中国科协主席、原中科院院长周光召院士为了培养这颗未来之星，出国访问时，特意带着他言传身教；而在人民大会堂中星微举行的芯片发布会上，周光召语重心长地说："建设中国硅谷的重任寄托在以邓中翰为代表的一批青年科学家身上。我希望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实现这个愿望……"；

　　……

　　所有这些，在某种程度上说明着邓中翰的未来因素，加上37岁的年纪和充满中国式的儒家风范，人们对邓中翰寄予了莫大的信任和重托……

　　大国指数

　　一个繁荣富强的中国，是几代中国人的追求。而大国的定义则是，至少应当在经济、科技、政治与文化上强大。

　　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今天，在知识经济日趋鲜明的这个时代，科技恰恰可以评估一个国家的分量，成为最重要的大国指数。但是，在新一轮信息技术革命中，在计算机日益普及的上个世纪末的1999年，在仅品牌微机就出售了490多万台的中国，还从未自己独立设计成功一枚芯片，而芯片就是计算机产业的心脏。

　　让中国计算机产业有了第一枚心脏的人，就是邓中翰，一位30多岁的年轻人，现在他仍旧30多岁。短短的几年，他为中国的大国指数平添了一些分数。从1999年1月到现在，邓中翰担任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已经6年，星光也从"一号"发展到"五号"，目前在世界数字多媒体芯片领域，邓中翰与他创建的中星微电子公司已经占有60%的市场份额，而2005年，这个比例可能会达到80%。销往世界的1000多万枚芯片，比人们肉眼看到的星星还要多，这1000多万枚芯片恰恰像是邓中翰撒向世界的星星。当然，每颗"星星"都闪烁着国人的自豪。重要的是，中星微的市场合作伙伴几乎是世界IT领域的巨头，如微软，如荷兰的飞利浦，日本的富士通，韩国的三星等等。"与巨人同行"的口号事实上已经由邓中翰的中星微喊出来，而且确实是"同行"——中星微卖给这些巨头们低价而质优的芯片产品。

　　作为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并且迅速产业化，同时市场又国际化的"导演"，邓中翰的确是一个人物。能成为一个人物，则一定照应苏轼那句："古今成大事者，不惟有超世之才，亦必有坚忍不拔之志。"自然，一个"人物"，一定会有自己的机会。2003年，美国前总统老布什来华访问，邓中翰受高层委托与之游泳谈心；2002年，甲骨文（Oracle）的创始人卢卡斯特邀邓赴美晤谈，并成为邓中翰坚定的投资者；还有，与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的忘年之交，促膝之谈，以及信息产业部1000万人民币的"风险投资"……凡此，都说明邓中翰本人就是一个传奇。

　　"无数星光在我胸！"

　　在邓中翰的天空中，有许多星星，每颗星星都是一个人生的梦想。巧合的是，中国的梦想——中国芯工程也实现在邓中翰的天空里。当我们回头拾捡邓中翰的三十几年的经历时，我们会感到惊讶，在几乎单纯的人生追求里，邓中翰有那么多的闪光点。

　　据邓中翰自己说，小的时候他就对星空十分迷醉，罗大佑的"没有人能够告诉我，太阳总下到山的那一边。"几乎可以比喻邓中翰对星空的痴迷。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年龄的增长，他的问题就深刻到时间和空间和宇宙。没有人能够解释一个孩子的胡思乱想会将他引向人生哪一个渡口，但邓中翰却站在了大学的门口。那是1987年，邓中翰以优异的成绩从家乡南京考上中国科技大学，邓中翰清楚地记得，科大当年的分数线要超过清华。没有选择清华，这是否会构成一种遗憾？总之，邓中翰现在已经是清华的客座教授，和清华大学合作成立"清华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

　　1992年，邓中翰到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读书，他读的是物理学，继续追求大学与少年时代探寻世界奥秘的梦想。邓中翰在不长时间就学遍了艰深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理论。即使现在，公司的纷繁工作之余，他依旧对"大统一"的物理学理论充满兴趣，他经常留意最新的基础理论的进展，经常在一些学术名宿面前探讨。"大统一"理论是由爱因斯坦提出，试图用一组数学模型将宏观世界和微观世界统一描述和研究，是20世纪理论物理最热门的一个研究方向。

　　如果没有另一个选择，邓中翰可能成为一位优秀的物理学家，不过，邓中翰有了新的选择，最好的解释就是信息时代的大潮几乎将世界上最优秀的人才都卷了进来，何况伯克利就在硅谷的旁边，一手催生了这个世界高科技的神话。无论如何，邓中翰忽然向学校申请转到电子工程系，他所求助的一位导师并不赞成邓中翰的想法。因为从基础知识结构来说，两者并不十分兼容，但邓中翰的执着与坚韧又一次带给他机会，还有未来。因为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的基本知识背景应当是电子工程，对计算机的硬件系统要熟悉。

　　邓中翰的能力还在于，他用短短的时间完成了知识结构的转型，顺利通过考试，并以其独立设计和实验课题的能力"征服"了老师。到电子工程系使邓中翰能够学习到计算机核心技术的设计和设计管理，这成了中星微成立发展的逻辑前提。

　　当然，保证中星微的健康发展，还要求邓中翰有另一种素质，那就是对经济和管理的熟悉。这是邓中翰的又一次选择，选修经济管理学。在邓中翰的心里深处，可能每时每刻都想有所作为。校园外的硅谷他不可能视而不见，因为他就在SUN、IBM等大公司打工。成为一个企业家能最快捷地实现邓中翰的人生规划，而他又想成为一个完美的企业家，而不是技术家，那么他必须学习经济管理。

　　邓中翰说在伯克利的学习生涯中，他几乎没有一点时间娱乐，在他的日程表里只有学习，还有工作——去一些大公司打工，在伯克利，这种实践和学习一样重要。邓中翰的幸运在于他的经济学的老师中有两位在上世纪90年代获得诺贝尔奖，邓中翰沉浸在这些知识精英们的思想和氛围里。正是对经济学的研究，邓中翰对美国经济、世界经济有了深刻的认识，理解到经济与政治如何发挥作用，美国如何用自己的实力让其他国家为其"打工"。邓中翰了解到宏观政治因素与经济和科技的纠结，他还认识到经营一个企业如何在这些时代的洪流和大势中获利。这种上升到哲学的思辨让邓中翰具有了一个战略家的宏观视野，于是，邓中翰的天空又开始燃点企业家的星斗……

邓中翰在SUN参与制造的芯片。

　　人品与竞争力

　　邓中翰十分谦和有礼。对此，他团队中的张辉、杨晓东等深有体会。据说，他们30岁生日，都是邓中翰为他们在美国过的。如果说邓中翰不经他们自己提醒就记住了朋友们的生日，说明他有心，说明他注意人缘。如果，这些朋友们将自己的生日在最好的日子告诉给邓中翰，也说明邓中翰的人缘。总之，在邓中翰的时间如此"拮据"的伯克利时代，邓中翰所组织的生日Party，其含金量毋庸置疑。这可以解释邓中翰何以称他的团队是一个充满友谊的团队。正是这个团队使得中星微的星光闪烁在世界的天空。

　　邓中翰说他自己没办法不谦虚。在伯克利有那么多大师，在硅谷，有那么多优秀企业，而许多优秀企业的创立者都是伯克利的校友。在如此多的人类精英面前，在比较中，自己凭什么骄傲？

　　其实，让邓中翰的谦虚十分饱满的是他自己的才智与实力。任何一位导师与他的关系都很好。而他总有机会遇见名师，像伯克利的副校长田长霖，学术造诣精深，言传身教，春风化雨，能有机会遇见这样的导师，真是邓中翰的造化。但显然，邓中翰也在不断地创造各种机会，谦虚不等于退让，在这个基础上，适度地自我表现成为邓中翰最大的竞争力。因为老师也喜欢有思想有境界的学生。

　　邓中翰将学生期间的人际关系心得用在事业中，也是所向披靡。邓中翰在IBM的面试中，对考官的"计算机技术的极限是什么"的质问，邓中翰回答没有极限，然后用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加以解说。结果是，邓中翰被录用了。难怪有人评论，这是一个善于学习的人。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邓中翰总在他所在的地方成为一个焦点人物，不管在伯克利，还是IBM与SUN，他都做到极至，他获得过"IBM发明创造奖"，他的董事长办公室里至今仍有他在SUN参与制造的芯片，邓中翰说这种芯片现在还广泛地应用在一些CPU上。邓中翰是1997年进入IBM的，一年后就在硅谷创立集成电路公司PIXIM.INC，市值很快达到1.5亿美元。

　　邓中翰确实是一个幸运者，中国为了发展芯片事业，在信息时代变后进为先进，一直以来在酝酿一个计划，取得芯片设计与制造的能力。国家将目光投向自己培养的留学生们，邓中翰又成为首选。中国科协主席周光召访问伯克利期间和邓中翰有过多次深谈，结为忘年交。也许邓中翰应当感激自己的导师尤其是田长霖，正是这位负责任的老师将自己最得意的学生推荐给周光召。周光召又将邓中翰介绍给信息产业部，邓中翰成为中国芯工程的总指挥。1999年10月，邓中翰在中关村注册成立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通过企业行为来完成一个国家的历史追求。

　　信息产业部向中星微投了1000万人民币，作为风险投资，中星微开始启动，无形地界分了中国芯片业的一个时代。

　　什么是邓中翰的竞争力？是幸运吗？邓中翰归结为努力，正是努力才带来幸运，才会让邓中翰充满竞争力。邓中翰所服膺的观点是：认真地做人做事。在为中星微选址的时候，邓中翰在沈阳、上海和北京举棋不定，内心也很矛盾，但他一直努力，并取得各级领导的支持。现在，邓中翰一共有4家公司，总部设在北京，研发中心分布在北京、上海、硅谷等地，深圳负责市场。

　　不朽的星星

　　中星微一开始就是国际化公司，市场、技术、人才与管理都是国际化的，将中星微纳入世界产业链，并力争上游。而且邓中翰借鉴微软的做法，从世界市场空白点着手进行公司主要产品的战略布局。于是，他将中星微切入市场的点定位为：以CMOS数码技术为依托，研发百万门级超大规模专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因为这种芯片的应用领域涉及个人消费的数码相机，工业上的质量检测、生产监控，天文器械、医疗设备，还可应用在交通、银行、视觉玩具、通讯等方面，市场容量大。最主要的，邓中翰看到了未来通讯、家电和CPU的合流趋势，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更加广阔。占据了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市场高点，就有可能占据产业链的高端。中国的芯片产业就会在同世界的互动中壮大起来。

　　2001年，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码摄像处理芯片"星光一号"成功，赢得一片掌声与喝彩，其集成度达到奔腾系列的水平，一个纽扣大小的空间里集成数百万个晶体管，光刻尺度0.25微米。中星微已经走在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的领军位置。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邦国亲笔题词，表示祝贺。随后，中星微与微软建立战略伙伴，成功开发微机多媒体数码拍摄系统所需要的全部数码图像处理、压缩、存储和高速传输的单芯片。现在，中星微正从多媒体数码摄像处理芯片着手，努力在电讯、家电和CPU的通用影像芯片上取得突破，为各大厂商提供高品质、低价位的产品，占据产业链的高端，进行国际化的博弈。为此，邓中翰称中星微的未来就是进入跨国企业行列。

　　据说，我们肉眼所见到的星星大部分都是恒星，而恒星的意思就是永远的星星。邓中翰所追求的是中星微的发展、壮大、与世界产业巨人共舞。当我们见证复兴中国芯工程不断走向成功的时候，我们也有理由期待邓中翰和他的伙伴们，能够跻身于世界科技企业界列强，成为我们民族的骄傲之星。

　　（《中关村》杂志供稿）

　　为祖国的发展创造奇迹

　　文/邓中翰

　　今年适逢邓小平同志发表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讲话30周年，对于我，这是一个极其值得纪念和感恩的时刻，因为我也是此次讲话后上百万的留学受益者之一。在国家经济迅速发展、社会变革日新月异的同时，每一个出国留学的中华学子的命运都与国家休戚关联。

　　1987年，我考入中国科技大学。国家恢复高考后，全社会崇尚知识、追求探索的氛围非常浓厚。大三时，我在当时国内最权威的杂志《科学通报》上发表了一篇论文，并因此获得了共青团中央和中国科协颁发的“全国大学生科技竞赛挑战杯奖”，这个奖使我意识到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和对社会发展的价值。当时留学深造已经成为中国大学生的梦想之一，美国的伯克利大学物理系被中科大物理专业学生视为传统归宿，我也不例外。中科大毕业之后，我如愿以偿去了伯克利大学。伯克利大学是美国数一数二的历史名校，而物理系则是其王牌系之一，前后出了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拥有久负盛名的美国能源部的3个实验室。

　　留学美国为我的人生打开了一扇天窗，让我有机会融入拥有并创造这个世界最前沿知识的高等学府，而国家留学政策最重要的目的，正是向西方学习，引进发达国家在科技和管理方面的先进经验，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在伯克利，我有一种强烈的感觉——我来自中国，我要为国争光。像我们这样的留学生要想在国外站稳脚跟，改变外国人一贯的轻视和偏见，赢得他们的肯定，一定要先在学业上做到Number one。当时很多其他国家的留学生一到美国就买车去旅游，还有许多人打算换学校。但是来自我们国内的大部分学生都和我有一样的想法，那就是国家给了我们机会，我们就一定要珍惜。

　　当时，我也经常去著名的摩尔定律的创始人戈登，摩尔捐建的会议室里开会，去聆听一些半导体方面的报告。我常常都会想到半导体集成电路是硅谷这个名字的来源。虽然过去学的知识都是在物理领域，可是在硅谷，我感受更多的是硅技术和信息技术最前沿的冲击。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我萌发了学习电子工程的想法。

　　我找到了电子工程系的老师。在我的恳请下，他给我一个学期的时间来考验我有没有能力做好知识转型。于是我就像在大学的时候一样，最早去教室，最晚离开，那个学期结束时，我的电子工程系的几门课都考了A。我很顺利地从物理系转到电子工程系攻读博士，同时也拿到了物理系的硕士。

　　1994年，我和导师去日本给NEC做报告。会议结束后，因为回美国的签证问题，我滞留了一个星期，但是我绝对没有想到我的人生观会在这一星期内发生巨大转变。当我观察东京银座忙忙碌碌的人群，我突然发现，经济是整个社会的推动力量，原来在整个世界里，我不仅仅是作为一个年轻人而体现自己的价值，同时也应该为社会创造更多的价值。

　　一周后我回到学校，申请了经济学课程，因为当时没有这样的先例，校方拒绝了我的申请，当时我惟一的希望就是求助我们的校长、著名的华裔科学家田长霖先生。他是伯克利建校１00多年来第一位华裔校长，也是美国历史上第一位担任过顶尖大学校长的华裔。我记得当时自己是这样表态的：“田校长，请给我这个机会，我会为伯克利创造一个奇迹。”田校长的回答令我终生难忘：“有志气。如果你真能同时读下三个学位，这的确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但有一天你能把所学的知识转变成财富，为中国的发展创造出一个奇迹，才是我最希望看到的。”几天后，我获得了攻读经济学的机会。

　　1996年年底毕业时，我拿下了物理学和经济学的硕士、电子工程学的博士学位，成为伯克利建校100多年来第一个橫跨理、工、商3个学科的学生。很多中国的留学生和我一样，非常珍惜在国外的学习机会，以最大的努力和不为人知的刻苦投入自己的学业，获得了骄人的成绩。中国留学生在海外大学里树立了非常好的形象，勤奋、谦逊、尽贵，求知若渴，正是对于知识的追求和报效国家的理想，海外的中国留学生大都学业有成，成就斐然。

　　从伯克利毕业后，我先后在Sun和IBM工作。在IBM工作的第一年，我得到了“IBM发明创造奖”，让当时IBM资深的工程师刮目相看。但是也就是在这一年里我厌倦了这种大公司的环境，在这里，我缺乏自己渴求的创新动力。于是在1997年，我回到硅谷，在那里，我能接触到全世界最先进的技术信息，这里充满机会，崇尚个人奋斗，是富有理想的年轻人的天堂。在浓厚的创业氛围熏陶下，我开始自己创业。当以半导体为代表的国外高科技产业的发展正如火如荼的时候，我们国家的科技事业才刚刚起步。为了推动国内高科技产业的发展，国家颁布了一系列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的优惠政策，希望海外学成的中华儿女能够为国效力。

　　1998年的一天，经田长霖校长引荐，我结识了我国著名科学家、“两弹一星”的元勋周光召教授，并有幸与他成为了“忘年交”。他问了我一个很有分量的问题：“中国半导体工业可能要走一条新的道路才行，你想想看，有什么好的办法来做。”然后周老向我介绍了中国在芯片领域的发展情况：中科院早在1965年就开始了集成电路的相关工作，但直到1990年，我国仍未能在此类产品的大规模产业化方面取得建树。而作为电子信息领域的核心，中国的芯片技术必须得发展起来。我在留学之初，就怀着学成报国的理想，回到祖国发展是我最终的归属。慎重考虑之后，我决定联合几个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杨晓东、金兆玮等一起回国创业。

　　1999年10月，我受国务院邀请回国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观礼，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并为李岚清等负责科技工作的中央领导讲述了硅谷及国际IT界的现状和前景。10月1日上午，我站在观礼台上，看着我们国家在改革开放之后创造的各种各样的丰功伟绩，我感到非常激动。祖国的巨大变化和勃勃生机强烈地吸引着我，党和政府的爱才、惜才之心再次深深打动了我。多年来埋在心里的愿望也一下子进发了出来，我对自己说：应该回国，用自己掌握的芯片设计的核心技术报效祖国。下午，我们几个一同回国创业的朋友来到了长城，在那里宣誓：一定要用大家在国外学到的知识和经验，把芯片这个中国落后了几十年的产业推动起来。

　　1999年11月14日，在中关村一个破旧的小仓库里，我们成立了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开始了艰苦卓绝的创业。当时中关村规模不大，我们的条件异常艰苦，资金、员工等都是我们面临的难题。但是党和国家相关领导、相关部门给予了我们极大的支持。信息产业部将电子发展基金会的1000万元人民币作为启动资金，并且只扮演风险投资人的角色。另外，公司的特殊性决定了公司的员工必须是专业的高科技人才，为了解决人才问题，2000年11月，由北京市政府投资在清华建立了清华一中星微集成电路设计研发中心，我亲自参与授课培养学生。这个研发中心为中星微输送了很多人才，有些已经成为骨干。政府的高效工作和有力支援为中星微电子营造了良好的发展环境。

　　2001年3月11日，中星微电子正式推出了中国首枚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百万门级超大规模数字多媒体芯片“星光一号”。“星光一号”迅速被三星、飞利浦等国际品牌大批量采用，成为第一块打入国际市场的“中国芯”，彻底终结了中国“无芯”的历史，2005年3月28日，“星光中国芯”系列数字多媒体芯片荣膺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胡锦涛主席亲自将证书和奖杯递到我的手上，这是中国芯片技术多年来首次夺得科技界的最高荣誉。

　　至今，几亿枚的“星光中国芯”跳动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占据了全球计算机图像输入芯片市场60％以上的市场份额，无可置疑地成为世界数字多媒体芯片的领先品牌。

　　邓小平同志扩大派遣留学生的重要讲话已经过了30个年头，在过去的30年里，党和政府一直都非常重视出国留学人员和归国留学人员的工作。从最初的衣食住行等基本必需品的倾斜到现在创业政策和创业软环境的扶持，国家始终对留学回国人员敞开胸怀、关怀备至。面对祖国的召唤，越来越多的海外学子回到了祖国的怀抱，用自己的所学为祖国的建设添砖加瓦。据我所知，大部分海归都有自己的科技成果，拥有自主知识产权，海归们带回来的不仅仅是资金和技术，还有新的思想、新的观念和新的思维。不仅是在新兴的高科技产业，国内很多传统行业也聘请了相当多的具有国际化视野的高级管理人才。海归对国家的贡献不只是在科教领域，经济领域，在文化领域的贡献也大有可观，“海归”们在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还带去了中国文化，留下了中国的足迹和声音，增进了世界对中国的了解，促进了中华文化与世界的交流。

　　30年来，一代代的中国学子走出国门，“师夷长技”，他们中的很多人学成之后听从政府的号召，毅然回归祖国，投身国家建设，形成中国当代一个特殊的群体——海归。然而时代发展到今天，相对于30年前，中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前国家希望留学生回国效力，今天更多的中国企业正在寻求“走出去”，中国的产品，技术研发正在走向世界，海外的中国留学生留在国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他们在国外和中星微电子这样拓展全球市场的中国公司合作，共同构建中国企业的全球网络，这也是新时期留学生报效国家的又一种诠释。

　　作为一名有着近10年归国经历的“老海归”，当我回顾自己的留学生涯和归国创业的历程，我发现海外经历留给我最宝贵的除了顶尖的专业技术知识，还有在海外生活中形成的独立人格、自由思想，以及由此衍生出的一系列价值观。海归的涌现，为中国带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现在中星微电子数百人的研发队伍中，海归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源源不断的海归为公司注入了新的生命活力，我们正努力以勇担社会责任的爱国热情，为民族芯片事业开拓一片广阔的天空，为祖国的发展创造奇迹。

　　邓中翰，“星光中国芯工程”总指挥，中星微电子有限公司董事同主席。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学博士。曾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2005中国经济年度人物大奖”、“中国五四青年奖章”，“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筹荣誉。2008年当选第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