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 - 1946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月底，北平、天津相继陷落。9月，奉教育部令，北京大学与清华大学、南开大学南迁至湘，合组长沙临时大学。北大校长蒋梦麟、清华校长梅贻琦、南开校长张伯苓为临时大学筹备委员会常务委员，组成常委会主持校务。长沙临大在战乱中仓促组建，校舍或租或借，所需经费、图书资料、仪器设备严重不足，但三校师生克服困难，通力合作，于11月1日开始上课。临大设有17个学系，有教师148人，其中北大55人。至11月20日，原三校学生报到1120人（其中北大342人），连同招收的新生、借读生共1452人。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日军空袭长沙的次数增加。1938年1月，国民政府批准临时大学再迁云南昆明。2月，全校师生分三路赴滇，其中一路由300余名师生组成湘黔滇旅行团，徒步赴滇。师生们在旅途中顶风冒雨，翻山越岭，沿途进行抗日宣传，开展社会调查，了解民俗风情，搜集民歌民谣，采集教研标本，同时也饱览了祖国的大好河山，磨练了身体和意志。所经各地，受到当地民众的热情迎送。旅行团横跨湘黔滇三省，行程1600余公里，其中步行1300公里，历时68天，于1938年4月28日平安抵达昆明，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奇迹。 

　　1938年4月2日，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学校迁昆后首先面临校舍问题，在云南省和昆明市各界的大力协助下，租到昆华农业学校用作理学院校舍，拓东路的三个会馆及盐行仓库用作工学院校舍。由于昆明校舍不敷使用，文法学院设在云南蒙自县，成立蒙自分校，8月底分校撤销。蒙自师生返昆后，又逢增设师范学院，校舍更加紧张，遂又租借了昆华师范学校、昆华工业学校、昆华中学等校校舍。西南联大新校舍于1939年4月建成，位于昆明市西北郊三分寺，占地120余亩，除图书馆和两座食堂为砖木结构的瓦房外，其余均为铁皮或茅草为顶的土坯平房。1940年7月，日本侵略军攻占安南（越南），云南成为前线，局势日益紧张。根据教育部应作万一准备的指示，学校在四川叙永县成立分校，一年级及先修班在此上课，1941年1月6日开学，8月叙永分校撤销，迁返昆明本校。联大设有文、理、法商、工、师范5个学院，26个系，2个专修科和1个先修班。1939年5月，三校研究院相继在昆明恢复，北大研究院下设文科、理科、法科三个研究所。 

　　战时的办学条件异常艰苦。图书馆的书架是用木包装箱堆垒而成，藏书仅几万册。图书馆座位紧张时，有些同学就到街上的茶馆去，不仅可以读书、讨论，还可以解决喝水问题。“联大学生泡茶馆”成为战时昆明的独特景致。实验设备短缺，教员经常动手制作，因陋就简，以应急需。由于物价不断上涨，师生生活日趋困难。自抗战以来至1943年，昆明物价上涨了300倍，联大教职员的薪金却只增加了5倍。为了生计，教师不得不到其他学校兼课，甚至廉价出售书籍、衣物等，同学则利用课余时间到校外兼差。条件虽然艰苦，师生却对抗战胜利充满信心，弦歌不辍，勤奋教学。 

　　在空前的国难面前，西南联大以“刚毅坚卓”的精神，和衷共济，艰难办学。联大集中了三校著名教授、学者，师资力量雄厚。文科多兼通中西的学者，理工科既有若干基础学科和工程技术学科的开创者和奠基人，又有抗战前后留学归国的一些青年教授，均具有较高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准。联大教师不但学术造诣精深，而且具有很强的敬业精神。如周培源、吴大猷等教授居住在离学校数十里远的郊区，为保证学生的听课效果，从不采取连续数小时集中授课的方式，一门3学分的课程，他们不惜数小时的路途往返，坚持每周三次来校授课。联大十分注重学生的基础训练和实验实习等环节，知名教授亲自讲授基础课和必修课。教学管理亦非常严格。学校规定，不及格的课程不许补考，学分记为零分。如果必修课不及格，必须在下一学年重读，如隔一学年再读，即使及格也不计学分。学校还十分重视学生动手能力的培养，如化学系的定量分析实验，实验数据达不到一定的精度，必须连夜重做。这种严谨的教学作风，不仅为学生奠定了扎实的知识基础，也培育了良好的学风。联大教师教学与科研并重，在图书资料、仪器设备极其缺乏，出版条件很差的情况下，仍坚持进行科学研究，撰写了很多高水准的学术论著，有多项在1941年至1945年教育部举办的五届学术评议活动中获奖。其中获一等奖的有：《堆垒素数论》（华罗庚）、《湍流论》（周培源）、《多原子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吴大猷）、《新理学》（冯友兰）、《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汤用彤）、《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陈寅恪）等，占一等奖总数的40%。 

　　西南联大以在艰难条件下培养优等人才著称于世。创校九年来，共有在校生约8000人，其中本专科、研究生毕业3882人。在他们中间，后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和外籍院士的有90人；在国家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的23位科学家中有6位是联大学生；3人获“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2人获“诺贝尔物理学奖”。他们对国家的建设发展和人类的科学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在紧张的课堂学习之余，众多的社团组织开展了生动活泼、形式多样的活动，对于提高学生文化素养，锻炼活动能力起到了积极作用。 

　　联大同学为抗日救国踊跃参军，曾有三次较大规模的参军活动。先后有1100多人投笔从戎，约占学生总数的14%，其中何懋勋（何方）、黄维、缪弘等15人在抗日战争中以身殉国。此后还有齐亮、刘国誌、荣世正等14位烈士在解放战争和建国初期巩固政权的斗争中捐躯。他们是国家民族的骄傲，也是西南联大的光荣。 

　　抗日战争胜利后，人民期盼已久的和平终于可以来临，而蒋介石政府却坚持独裁和内战，共产党顺应民意发出“全国人民动员起来，用一切方法制止内战”的号召。西南联大、云南大学等校的学生自治会于1945年11月25日联合举办反内战时事晚会，遭国民党军队鸣枪威胁。12月1日，武装军人和暴徒分别袭击西南联大新校舍和师范学院，投掷石块和手榴弹，联大师院专修科学生潘琰（女）、李鲁连、南菁中学教员于再和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遇难，50多名学生受伤。蒋介石政府一手制造的“一二·一”惨案，激起了师生极大的愤怒，他们举行抗议大会，得到全国近20个城市各界人士的声援。在中共地下组织的领导下，昆明学生与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揭开了解放战争第二条战线的序幕。 

　　“神京复，还燕碣。”抗战胜利后，组成联大的三校复员北返平津，但由于交通紧张，三校在平津的校舍也须修缮，联大在昆明又续办一年。1946年5月4日，西南联合大学举行结业典礼，正式宣告结束。师范学院继续留昆办学，1946年8月更名为国立昆明师范学院（今云南师范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光荣地完成了战时大学的历史使命，“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谱写了中国教育史上的光辉篇章。